讀書劄記 @ Colorless echo -the days never back-

社會向左，資本向右：新世代的階級與貧富裂痕，尋找修復的終極解方

因疫情數個月沒上圖書館選書了。這次去卻發覺新書區沒幾本想看的，只好隨便挑了兩本回來。經濟學家 Paul Collier 這本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Facing the New Anxieties 直譯資本主義的未來，似乎對社會主義有所批評，認為還是應該依照自由市場的框架，只不過必須輔以道德規範、責任的約束。這理念似乎有點接近 The Evolution of Everything。我不禁要想，道德能吃嗎？假如人性光輝如此有用，社會光靠有錢人自發自覺的施捨就天下太平了。有趣的是這次借的另一本 Winners Take All，看介紹剛好提到慈善事業根本是富人維護地位與利益的伎倆。認為自由市場最能有效利用資源，使人的努力都能獲得相應的回報、才能盡情發揮，就和深信共產主義能創造大同世界一樣天真。人性腐蝕共產主義，又怎麼會放過資本主義？所有號稱理想制度都得提防人性腐化。
2021/9/4

一 危機

第一章 新的焦慮

本書成書的2018年4月，美國社會撕裂嚴重、正值動盪18。相較於過去尋租者坐擁大批財富的模式，Collier 說這次主要是高低學歷者間的分裂19（The Tyranny of Merit），高學歷的中堅份子擁有的錢遠多於大學沒畢業的人，成為新的權貴階級32。中老年工人或失業者、剛畢業的社會新鮮人尤其難過19–20。感覺不平等、生活艱苦、並受民粹主義煽動下32，社會漸趨動盪、人心不安20–24（The Inner Level）。古老的意識形態——左派社會主義、右派新自由主義37、法西斯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等——又冒出頭慫恿人們對立22。亦有政客靠領袖魅力、民粹訴求激化民心23。問題是這些意識形態都非萬靈丹，無法解決困境23。straw man、空泛的口號無用，唯有對症下藥、務實的政策才能解決問題23, 46。

我懷疑高低學歷是否為影響財富的主因。因之前閱讀的書，我有些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自然較難接受「區分財富的主因為學歷」這種說法。可嘆的是就算 Collier 那樣說我這樣想，都只是打高空、空口說白話、雞同鴨講（你說你的我說我的）；透明度不足，沒有足夠的資訊可供判斷。最糟糕的是這些資訊其實可統整歸納取得，只是既得利益者當然不想公開，我想問題在權勢者會以隱私、商業機密為由而阻攔（WTF 第9章 火熱的性子遇上冰冷的法令）。
此外，就算美國社會的割裂真是因高學歷者坐擁財富，而非 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The Great Divide 所描述的資本主義本質問題，或者 Prius or Pickup? 提到的價值觀差異，我認為這也只能解釋美國低學歷低收入白人的問題；不太能引申到其他社會階層、以至其他國家的問題上。

Collier 闡述，這一切的病灶在左派為 Jeremy Bentham 的功利主義所吸引27，拋棄實事求是的 Communitarianism35，將人們所珍視的6種價值（The Righteous Mind 7 政治的道德基本原則）減少到只剩關懷與平等30–31；經濟學家也認為功利主義很好用29。除了功利主義，還有些左派挺幫助弱勢的 John Rawls 派，認為社會可「以法律有多造福弱勢團體」來定義其道德與否33。功利主義由需求來重新分配，Rawls 派則以弱勢程度來決定補助34（Justice §07-2 A DEAL IS A DEAL 一諾千金？）。兩派目標分歧，卻皆有賴強力的政府以實現34。結果造就功利主義主導的家長式領導（本書作「社會父權主義」），道德責任成為政府的事，不要求個人負擔30, 90。
然而社會民主主義、家長式的政府之所以能為大眾接受，有其時代背景；當時正值二戰後，民眾對於政府領導、全國上下團結一心所造就的豐功偉業記憶猶新36。1970年代末，之前累積的資產逐漸消耗殆盡，人們開始反對管太多的大政府，希望拿回自由權。政客發現宣揚還權於民就能收割選票32。Robert Nozick 反駁 Rawls 派，稱個人自由高過集體利益35（Justice §03-1 FREE TO CHOOSE 享有自由）。公共選擇理論更讓「大公無私的政府」形同笑話36–37（A Little History of Economics 28 小丑治國——公共選擇理論）。問題是人們後來雖更自由、取回了一些權力，卻沒擔負起當初 Communitarianism、合作社運動34該有的道德責任32, 33（參見 The Inner Level 縮減貧富差距的方法、WTF 第11章 我們都是那99%）。
近期右派新自由主義使貧富懸殊、成效不彰（The Great Divide），左派再度崛起。很遺憾的，這些社會主義並未回歸就事論事的 Communitarianism 傳統，反而是意識形態主導政策37–38。把全球化當教條，沒考慮該補償因全球化而受損的人43（第九章 全球分裂：贏家，還有落後國家）。關懷弱勢、追求平等，也變質成「弱勢者、移民就是應受補助與接納」，好似他們無條件高人一等43，不討論既定義的弱勢者是否真的弱勢、矯正措施或補助是否合理、是否有例外或特殊情形；缺乏透明化與評鑑稽核、不先確定實際情況而是一貫的想當然耳，導致沒貢獻的人更有權利34，還不必為處境負責37–38。普羅大眾想不通弱勢族群為何可拿更多，倒是自己生活也難過，憤慨於政府強制要求他們犧牲34，激不起關懷弱勢之情操38。

是否曾有過度補助弱勢者的情況，我認為這有待商榷。我同意 Collier，弱勢者也有努力改善自己處境的責任，與一般人相同。但我認為最大的問題恐怕還是資訊與研究不夠充足，無法評判是否公平。無論如何，我們總是看到這些弱勢者比一般人更差的生活、相同努力無法獲得同樣的回報，既然資訊不足，也只能盡可能補助，讓他們達到平均的生活水準，不是嗎。可嘆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一般人都不清楚他們的遭遇，激不起同理心（Biased、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甚至因事不關己而袖手旁觀（Not Born Yesterday 與傳播人群切身關聯的傳言可信度較高、Why We Act）。

Collier 也清楚環境對人生有莫大影響，不受矯正的環境可能造成富者恆富、馬太效應之類我們不想要的後果24–25，所謂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要扭轉這種自然趨勢，就必須矯正、彌補環境對人的影響。在我看來這不能光靠道德、慈善，而必須從制度下手，例如社會福利、反壟斷法。道德規範只在行為會確實嚐到負面後果，或者會導致其他人損失、不公平的惡行惡狀無所遁形（資訊透明度高、有適當的篩選機制突出異常行為）且會受到制裁（制度合理且有效執行，有公正有力的公權力、或各方勢力有能力互相牽制且願遵守規則）下才有作用（Why We Act 第2章：誰該負責任？ ——人類在群體中天生傾向不作為、Political Animals 欺騙的優勢與劣勢、Not Born Yesterday 第二章 溝通中的警覺性——我們如何察覺不可靠的信號？）。在資訊封閉不透明、做好事做壞事都沒人知道的情況下，教人都像聖人一樣符合道德規範，無異緣木求魚。慈悲為懷頂多只能當作願意接受制度制限、不頑抗的動機，人不太可能無緣無故自發性限制自己。自由市場就是種偏向不受限的運作機制，必須受監管才能避免獨占、經濟泡沫、世襲貧困之類弊害（Phishing for Phools 監管鬆綁）。
維護有情眾生最大利益，有時與人人平等（關懷弱勢）相衝突。雖然我們想兩全其美，可惜就是會碰到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只是我卻想，所謂利益不僅包括財富，也包含遂行做人的原則、人生觀。假若追求和樂融融、受人尊敬與平等相待、社會井然有序、心安理得等等也是獎賞，那麼就該將這些列入我們所追尋的目標中。傳統功利主義最大問題之一就是不考慮這些人情因素，才如此冷血（Justice §02-1 PUTTING A PRICE TAG ON LIFE 為生命標價）。將人情列入評價（人生的意義人類/人生價值寓於評鑑），關懷弱勢就能與最大利益並行不悖，它們可具相同目標不衝突。不過這理想有賴於溝通協調；當人們缺乏同理心、只知利己時，當然不可能設想自己處在弱勢受辱的情況。因此「不論民眾想法如何，我們都要這樣做才是公平正義。34」此話自然違背了此原則。正確的做法應讓人理解「為何這樣才公道」；最好能使大家都自發支持這麼做，縱使這實踐起來很困難。

左右兩派雖看似對立，然他們都崇尚菁英，左派主張給道德的菁英統治，右派推崇生產力高的（通常很有錢）35。而這兩派都見招拆招治標不治本，只對部分問題亡羊補牢、無全面性解決方案，也很少發展出可執行的策略39。
Collier 認同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的務實作風39–40，我們不該把意識形態、民粹置於現實之上45–46。為了解決問題，有時還需要況領域整合41。要解決問題，我們需要基於道德、使命感的市場，以及用於促進平等與效率、非強行剝奪富人資產給窮人的公權力監管44–45。進步源於創新（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 第二章 增長：幻覺與現實），想過好生活卻強制分配財富是本末倒置；我們該採用的方法是補償因破壞性創新而受損的人45。

我同意實用主義務實的政策比起意識形態更能解決問題。
實用主義有兩種。雖不見得有涇渭分明的區隔，但仍得仔細分辨，以免雞同鴨講。一種是經驗主義，依靠經驗與直覺（感覺），所謂老師傅熟能生巧，但僅止於此（另見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另一種是探索並歸納知識、架構起理論體系，方才獲得實用之結果；這些理論理當持續檢核考驗。其間的差異，可由是否重視探究現象背後運行的道理（The Knowledge Illusion 第四章 思考假象的成因），或者靈性、感性（感受）高過知識來區分。[補]
我認同的是知識理論為主的實用主義。人文主義令我們在乎個人體驗（Homo Deus 第7章 人文主義革命），重視每個人的感受本屬理所當然（說佛所謂「有情眾生」）。然而除了自相矛盾的能稱為錯誤外（人生的意義思想體系的理想條件），沒什麼理念絕對正確，即便情感、民粹也不該是最高依歸。人固然重要，但激情、悲願鬥不過現實。此外當人們依循的真理是言人人殊、各執一詞的內心感受，而非事實時，就免不了矛盾且有害的紛爭。真理變得缺乏統一評判標準，人們認為其他人該聽自己的，不能理解他人的想法；但即便是人本身，人性又使得每個人的信念容易受外部影響、不穩定（Political Animals 證據、真相不重要，信任才是我們支持的基礎）。微科學，吾其被髮左衽矣。只有和科學一樣，隨時依照實際情況調整作法，不斷改良制度，才能趨向理想（River Out of Eden 第二章 非洲人和她的後代）。在我看來，許多社會問題都關乎資源如何分配（參考 Justice §08-1 WHAT’S A FAIR START? 基點在哪？），因此道德絕對主義、以「某些行為一定錯」之思想引導政策實非良方。行為唯一的枷鎖只應為物理限制，而非教條、社會地位等（Sapiens 將探索的邊界從權威擴張到物理限制）。例如當代人期望多消耗能源過好日子，這本來無可厚非。問題是當這會令環境惡化，後代與其他生物（有情眾生（說佛所謂「有情眾生」））難過時，就得考慮這是否合適。除非地球上只有人，且所有人都願意人類到此為止不再繁衍，否則就不該恣意揮霍化石能源。
此外資本主義令創新行為、努力等，與回報不成比例，這也是公權力應施力改善的。因此我提出像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社會體制改革、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 天方夜譚式的資本主義之類想法來矯正此類弊端。
2021/9/10

二 恢復道德

第二章 道德的基礎：由自私基因到講道德的團體

Collier 認為好的社會體制應能讓社會欣欣向榮，這可用民眾收入、是否安和樂利來衡量。資本主義能靠著不受限的自由競爭達到繁榮，但這應該靠著歸屬感與尊嚴，而非貪婪52。
對社會如何進步，我的想法可參照 The Inevitable 即時利用資訊可促進文明發展之原理。但我以為資訊不會自動自發的流通，因此需要公權力介入。我與 Collier 相同，不贊同共產主義般，政府完全管制。但我想多少是必須介入的，某形式的家長式領導會更好，差別在程度與方式，這與 Collier 不同90。
光講究圖利自己的資本主義將導致貧富差距拉大，成員焦慮、受羞辱、社會分裂52–53, 87（The Inner Level 第二章　貧富差距、他人評價的焦慮與精神疾病），我們應該將道德納入其中53。有些人以 Adam Smith 國富論中 invisible hand 的主張（A Little History of Economics 06 看不見的手——亞當斯密與《國富論》），認為貪婪是好事、人性本惡54。我得說現在我們知道這無形的手也有不足之處，尤其在雙方勢力不對等、制度不公正、獨占或資訊不對等、透明度不夠的情況下147（A Little History of Economics 06 看不見的手——亞當斯密與《國富論》、The Price of Inequality 第二章　不均社會的隱憂）。此外市場規模也得大到足以維持充分競爭。舉例來說，網文創作者一萬，讀者卻只有十萬，顯然不是每本作品都能充分經過測試、達到完全競爭的程度。這時宣傳打得最凶、能見度最高的作品最容易脫穎而出，而非那些品質最好的。

人沒那麼自私自利

Collier 感嘆，這些高歌個人貪婪行為有助社會整體進步、順暢運作的人，常忽視 Smith 道德情操論的重要性，稱此書與國富論相牴觸56。其實他們合在一起看才完整：人類不光貪圖利益，也自願背負道德責任54（What Money Can't Buy 3. 市場如何排擠掉道德）。源自情感而非理智的同理心、與審慎評估怎麼做比較好的判斷力，正是道德的基礎54。（我聯想到 Justice §01-2 The Case for Cannibalism 食人案例裡的我的說法。）
論及一般責任，近的有對親人無條件的付出，遠的如關懷、救助受難者。知道有人受苦卻束手旁觀常讓人慚愧無地。至於介於其間的互助互惠義務則基於信任，背信讓我們信譽受損以致身敗名裂、難以在團體中生存，愧對他人的於心不安讓我們必須禮尚往來、交換責任55–56, 58。國富論談商品交易、人的欲求，道德情操論則討論相互往來的團體間責任交換、應該怎麼做56。「想要」與「應該」兩者對人都很重要，但比起沒自己爭奪到想要的東西、沒達成個人成就，一般人更後悔沒做到該做的事、盡到應盡的責任57, 176。

對於 Collier 主張要資本主義具道德感，我想除非創造一個只有高尚作為才能賺錢的體制。也就是說，讓人在貪財之餘，只顧自己賺錢卻最後卻賺不到錢。否則人們恐怕缺乏誘因要負責任、遵守道德倫理。法律未禁止獨占，就不能處罰獨占。未規範企業得分享治理權、擁有權給員工及社區，令人把公司當自己的（參考 The Inner Level 縮減貧富差距的方法），讓公司的目標與高層管理人員及低層員工的目標相同（參考 Life 3.0 第7章 何謂目標），就不能理直氣壯的說公司缺乏道德目標不對。其實人的高尚道德情操依然源自自利，更確切的說是演化；道德與自利是同一回事，他們不相衝突56。自私自利能使自己活得更好。不過團結力量大，單打獨鬥不利於生存繁衍（The Righteous Mind 群擇導致利他行為、Homo Deus 第3章 人類的獨特之處、The Inner Level 第五章　演化帶來的心理遺產）；那些只顧著自己的都被淘汰了，存活的人都必須考慮其他人的利益，以及自己在社交網中的地位，投桃報李才能活得好（The God Delusion 第6章 道德的根源：為何我們行善？）。因此我們自發性會察言觀色，當受到輕蔑會感到痛苦，做出行動以獲得尊重也是為了自己過得好。假如今天高高在上，做什麼事其他人都額手稱慶，那麼我們就不會感覺羞愧、痛苦難過，自然做得心安理得。例如我們現在認為人人平等，但過去奴隸制社會、種姓制度盛行、歧視女人與黑人的那些年代，就算行為上、心中對底層階級不公，權貴們可依舊過得很滋潤，完全不會於心不安。連身為底層的人也自認不該有非份之想。

人的確不是只懂得圖利自己人、完全理性的經濟人。但同樣的，我們也常囿於人性弱點，理性為感性服務。如 Collier 所言57–58，人往往先有信念，而後才努力找理由支持自己的想法57。人看重的6種價值觀沒一種與理智、真相有關79。連理性論述亦是為了證實既有信念、說服他人支持自己，非藉以追尋真相、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更少有依證據改變信念（The Righteous Mind 2 直覺的狗和牠理性的尾巴、Not Born Yesterday 以因果推理可說服人、Hugo Mercier, Dan Sperber. (2017). The Enigma of Reason）。當人們覺得自己再堅持下去很蠢、損害自尊、無法自圓其說，才會不情願的改變想法（Political Animals 除非讓人覺得再支持下去更蠢，否則人不會改弦易轍）。把人類說得很有道德情操似的56恐非事實。

務實的多元價值觀勝過獨尊特定理念的意識形態

我們的信念與價值觀常常來自所處社群。小從家庭、親友圈，大到宗教團體、國家社會、說相同語言的文化97。選擇與社群共識相符的虛構秩序，較不需要強加意志力違抗68，人也過得比較自在。因此人們的道德觀會盡量吻合社群共識，所謂 Communitarianism59。價值觀多采多姿，每個社群有自身的道德倫理體系，並且會隨情況演化59，雖大同小異卻也表示這些價值沒有絕對的對錯（類道德相對主義，參見 Justice §11-1 THE CLAIMS OF COMMUNITY 社群的主張）。不管黑貓白貓，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貓論），重點在能解決當前問題59。
相形之下，意識形態的信徒獨尊特定價值79，拿著單一工具面對各種困境59–60，稱此手段至高無上、不可質疑；與其他價值觀相衝突、貶抑其他價值，要求人為特定信念犧牲79–80，並痛斥嘗試其他方法的人，無論那是否有效。迂腐、不知變通的結果，久而久之將抵觸現實，招致滅亡。即便民粹主義也是種意識形態，認為眾人想要的就必定是好的對的，可這並非事實；民粹主義甚至不講證據與道理60，只剩無腦的激情。越是中央集權、獨裁的國家，領導人的實用主義傾向或許可預測其興衰。教條主義、信奉特定意識形態，顢頇、墨守成規的，更容易做出錯誤政策（Why Nations Fail 專制政體的經濟成長方法）。

實用主義必須鉅細靡遺就事論事，這是其局限之一：我們不可能有時間精力事無大小、每件事都尋根問底探討該怎麼做，如此行政成本太高60。就算想這麼做，對於資訊不足、未來才能知曉優劣的抉擇，我們也沒辦法預知哪個選項比較好。還不談人的短視近利（無明）、慾望牽著理性的鼻子60（Misbehaving），與偏好問題：有人愛饅頭，有人喜歡麵包，當只能選一種時，又該做何處置；再說饒是同一個人，也可能明天就否定今天的喜好。
為了節省判斷成本，實際應用時我們常採用行之有年、證實可行的經驗法則60。問題是過分注重教條，可能形成不知變通的保守主義；我們必須在保守與自由主義間取得平衡60。
更進一步，制度還可能因不斷查漏補缺、演化得太過臃腫繁雜而窒礙難行（民主政府的功用與人類對自身的過度保護）。對此我想恐怕得對於每個法律條款都註記好其適用情況、為何要制定出這規則（當時的時空背景如何），這樣一來要修改時不說面面俱到，最起碼不至於顧此失彼。可能的話最好像代碼重構一樣做好單元測試。至於執行面，恐怕得要機器輔助行政，就如同我主張機器輔助政治決策一般（BEATLESS 機器人參與公眾決策）。

架構信仰系統的三階段

以 Collier 的說法，架構一套社群虛構秩序（信仰系統）、創造有序社會有三個階段63–66。首先讓成員對團體有歸屬感；之後團隊應有互惠責任，告訴我們該做哪些事；最後團體有共同的目標，說明為何要作、這些行動能達到什麼願景。
團結的社群中，成員相互信任、和諧相處，很少內耗67。但我也想到，當我們要依靠歸屬感——說難聽點，抱團取暖——來產生責任時，就不能避免大小眼、與公平正義漸行漸遠的問題（Political Animals 證據、真相不重要，信任才是我們支持的基礎）。不僅團結、認同感（歸屬感）可能招致弊病，使命感也不見得都是好事，Trump 就能賦予他的支持者使命感。只可惜既然是人，就很難完全擺脫人性、兼愛、當個完全的不沾鍋，只遵守對每個人一視同仁的規則（Why Nations Fail 君主專制如何和平轉移成民主法治）；因為太大公無私的人，本來就不可能在殘酷的天擇中存活下來（Political Animals 人類常見認知偏誤的演化起源）。

架構信仰系統的策略

現代人歸屬的傳統團體主要有家庭、公司與國家，有些人還包括宗教。部分意識形態漠視、乃至敵視其中一些，例如資本主義不太幫忙家庭，集體農場甚至主張廢除家庭；全球化要打破國家的疆界，bitcoin 則希望取代國家發行的貨幣70–71；共產主義推行國家無神論。Silicon Valley 巨擘夢想著自由至上、連結整個世界，不過像社群軟體讓人們離開現實世界的社交生活，轉而追尋不知身在何處的志同道合者，思想激化下社會卻越發分裂72（Prius or Pickup? 有線新聞、社群與網站之偏頗消息煽風點火）。
我們應該重新尋回這些傳統組織的價值，架構並正確引導他們。

創建尊卑階級，要低階層的人別多囉嗦、抱持著疑問，只要聽命行事，可快速簡便架構有力但低效能的組織73。想提高效率，權利中樞可採行軟化尊卑、表現同理心、加強溝通、增加成員的使命感與團體認同，最後建構出一套信仰系統77。藉由強化道德，培植責任感、榮譽心，能提高成員的向心力74，讓人願付出比基本生理需求更多的勞務財力79。成員服從一致的指令、大家自動自發完成目標，這樣的制度會比上頭壓著、不得不做來得更強健。當人與人相互扶持，就算沒法律規範，人們也會互相幫助，且既得利益者願意犧牲自己的權利、利益以改善有缺陷的規範。
當然，這得靠著領袖說服大家，使成員認同這麼做是為自己好。領導最重要的權力不是發號施令，而是身處組織網路指揮體系的樞紐，具發聲權與影響力；這是他們有資格溝通協調的基礎74。
我認為，想要創建、維持一個持續共存共榮的組織，領導人就必須營造可永續的規範。包括組織內外在組織長久存在下，都不因組織而受剝削，甚至能從組織獲得好處。會導致任何人實質受損而不予補償的統治方法，只是殺雞取卵（Why Nations Fail）。因此持久強健的企業文化應該為每個人著想，不止公司、高層，也包括職員、顧客以及公司所處社區，以至國家、全世界。

Collier 認為建構組織要靠營造歸屬感、喚起責任，以及描述共同目標的敘事76。對此領袖必須守信用（信守承諾說到做到）、言行一致，實踐不因人而異的規範（Why Nations Fail 君主專制如何和平轉移成民主法治），而非光喊口號77。假如對自己人與成員雙重標準、遇事切割，甚且擺明地位高於規範（權貴說的就是對的），則成員會認為組織只是領導人的，缺乏歸屬感。
Collier 主張資本主義該講究道德、互惠責任，應先有責任再來談相應的權利（位高責重），有時更只有責任而無權利（如父母對孩子、當仁不讓救援意外等）81–82。不該像律師般自私的斤斤計較、爭權奪利，維護秩序的工作全甩鍋給政府，以致某些人伸張了權利卻壓縮侵蝕了其他人的，這將使人與人間從合作共贏轉為敵對的零和賽局、缺乏社會信任感83。
我們該持多元價值觀，並以能否實際解決社群之問題（而非符合某種不可質疑的理念）來評判是否該納入群體的目標（實用主義）；群體準則應藉由溝通協調，就事論事由有切身利害關係的人產出（非好高騖遠）（Not Born Yesterday 與傳播人群切身關聯的傳言可信度較高），不該一成不變、抱殘守缺80–81。
2021/9/28

責任導向與權利導向的社會體制

两种“福利观”這篇提到了總有趣的說法：中國文化（華夏文化、東方文化）是種責任導向的社會體制。而西方文化則以權利導向。東方關注的是你負了多少責任，所有人的所得、權利依賴於盡責程度。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生活、為社會拍拚，盡人事、努力做了事才有資格取用收穫。你想過好生活，就得看你做多少事。出問題時，每個人都先檢討自己有沒有做好，再來檢討別人。除個人責任外，政府也有責任維護社會穩定、照顧每個人以擁有基本生活水準。西方則是人人平等、每個人都有那權利。西方社會主義看的是生活處境如何，只要沒達到一定的水平就該補助，就算這傢伙擺明著好吃懶做也一樣。這樣的社會福利制度自然容易坐吃山空。至於西方自由市場派的，則認為「個人造業個人擔」，你沒賺到錢是你的事，我賺到錢是我的、你無權置喙。只要我有辦法弄到錢，就算朱門酒肉臭也沒道理給你指指點點。
東方的負責任與努力程度有些關係，但與西方的努力定義上可能有些差距：西方企業家大言不慚每天從早工作到晚，自然有權利獲取高報酬，但卻無視那些同樣汲汲營營、甚或過労死的打工族，每天同樣櫛風沐雨，勞累程度有過之而不及，卻賺不到大企業家的百千分之一（Justice §08-1 WHAT’S A FAIR START? 基點在哪？）。理想中的東方文化，應該是領導者、大商賈與小農民都盡到了為社會謀福利的責任，同樣都很辛苦，他們理當有相同的待遇，沒誰有道理過得更好。
我想東方的這種責任社會制度或許更符合 Collier 的理想。並且這種制度下，也無須 Collier 所謂「土地歸屬感」來支撐社會認同113。東方靠的是整個社會的文化宣傳，小自個人、家族，（理想中）大到中央管理機構，都有自己應盡的責任，大家看的也不是是否侵犯了權利，而是你盡到責任沒有。大家本來都是一體的，相互盡義務互惠合作，不論是不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因此就算整個地球同一個國家也沒關係，只要大家都能盡責（不盡責的會被摒棄、處罰）、並且帶給其他人幸福。如今爭權利，或不該只拿出平等權為說詞、無條件要求該有相同的權利，也該檢討舊時代所負的責任，在新時代該如何平等分配。更徹底的，乾脆先分配完責任，再來談這樣的責任該匹配哪些特權。
2021/10/1

第三章 講道德的國家

缺乏道德使命的國家將放任社會分裂，導致危機87–88。另一方面，若國家強化的價值與國民不同，則會喪失信任與權威（管制力）88。

二戰後至 1970年代，社會民主主義國家大行其道88–90，國家駕馭資本主義86，人民安居樂業（另參考 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 導論）。Collier 認為社會民主國家的式微，來自人們把自己從「我是國家的一分子」，改成突出自己工作93、身為弱勢族群94等身分。二戰剛結束，突出國民身分整體獲利最多（衡量了包含名聲與實際財富）92。但隨著分工越細、社會整體資產增加，高學歷高技術工人突出職業身分獲利更多後，這些人便漸漸捨棄國家身分；甚至依 Michael Spence 的訊號理論，貶抑起國家的重要性，以獲取更多尊重94–95。
當技術工人切割族群認同，追求更多利益後，其他人總能感受到這些人為著自己牟利，不再互惠互助、把其他人當成同胞97，甚至看輕他人99。人人更漸漸地從自己立場、而不從整體角度考量，相互計較、想為自己多攫取好處，導致社會缺乏信任感，人們更常用法律而非包容、和諧溝通來解決衝突98，以至分離主義興起102。這些人常說我們自己可以過得比較好，沒必要對那些差勁的人負責。傾向更明顯的可能會說，我獨善其身就好，我自己都有生病、死亡的風險了，當然先救自己，何必管別人活不過這個冬天？好比說新冠疫苗即是如此（新冠病毒疫情 COVID-19 疫苗大戰）。但其本質正如貪婪自私的資本主義，將製造社會與世界的裂痕103。

同樣組織成國家，社會民主與民粹不同108–109。社會民主強調的是國民互助互惠、共榮共贏。民粹主義卻突出國民高人一等、貶抑其他國人；這種區隔尊卑的立場，造就的是分裂而非融合。而那些認為自己博愛的高科技者本質並非真的平等博愛109，否則他們應該願意過著與一般人相同的生活水準，將高過平均的資產拿出來改善世界。

土地歸屬感是建構具共有認同之國家的最佳解方

社會要繁榮運作，必須成員認同體制、有歸屬感110。文化是凝聚人心的好方法，惟其大多具獨特性，如丹麥的 hygge 文化與佛教大相逕庭，不能所有人一體適用。且現代社會各種信念雜亂分歧，難以找到絕大多數人都尊崇的文化110。
Collier 認為採用土地歸屬感來建設共有認同，會比共有價值觀、國族主義或世界公民性的目標更合適110–112。雖然我們有宗教、跨國公司等等的跨空間組織，但人很難完全忽視相同作息空間、相同居住區域的其他人、完全不形成任何組織與他們產生交集108，畢竟我們抬頭不見低頭見，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糾葛。人們對土地的情感如此強大，一般說來進攻方必須有3倍的人數，才能打敗護衛自己家鄉的本地人114。
遺憾的是近來領導人常打高空、好高騖遠的強調功利主義、A Theory of Justice 之類的左膠道德敘事，弱化了這種基於土地的歸屬感，加速互惠責任之敗壞115。當前先進國家注重人人平等之價值觀——不論對自己國家的艱苦人或窮國人，一視同仁。乍看之下雨露均霑，可事實上富有的進步菁英並非真正大公無私、兼相愛交相利。Collier 覺得最可能見到的是富人雖付出一些給窮國人，卻大幅減少給國內窮人、弱勢者的補助104–106。國族主義反倒抓住了這個空檔，利用起土地歸屬感，使社會越發動搖。Collier 稱我們該重拾鄉土認同，以互助互惠為主的愛國心，取代自以為高高在上、以自己國家優先且貶抑他國、侵略性強的國族主義115–116。
雖然 Collier 認為應該創建區域性團體來凝聚人心，但我還是不得不提醒，只要分了內外團體，就難保不會有抱團取暖、為了自己人而失了公正的問題（Political Animals 證據、真相不重要，信任才是我們支持的基礎）。

除了去土地化價值觀的問題外，土地歸屬感的核心在有土斯有財、住者有其屋（居住正義）。近來有能力購置房產的人越來越少，這削弱了居民對土地的認同116。

土地隸屬感可藉由有目標的行動來增益。我們應分析政治人物的主張，看看到底是共存共榮，或分化社會、將利益描述成針鋒相對此消彼長的零和賽局117。
2021/10/2

第四章 講道德的企業

現代大企業多把股東利益擺在首位，畢竟英美法律僅要求董事們為擁有者的利益來經營公司，這通常被解釋為只要替股東賺錢138, 139, 140。Milton Friedman 亦宣揚過企業只要顧著賺錢就好的理念120（WTF 第11章 我們都是那99%）。但這做法造成了高管自肥、企業缺乏社會責任的問題。

企業光顧著賺錢所造成的弊端

有許多例子證明資本主義下也有好企業文化；出錯的並非資本主義128，而是公共政策137，錯誤的政策讓錯的人控制了企業。公司擁有者總會無所不用其極，將手上的工具拿來達成自己的目的。當大股東擁有公司，董事會有人事權、可左右公司決策時，不相干的員工、顧客、社區以至社會，公司長遠發展等，自然不在公司高層制定政策的考量中131。若公司壓榨其他人，甚至破產也不致讓股東遭受太大損失，而流水的股東又像退休基金或創業投資、投資銀行一樣，心不在公司（不與員工在同一條船上），隨時可賣出股份、拋棄公司130, 136–137，股東就會只想到怎麼讓自己趕快獲利了結，必要時殺雞取卵在所不惜，如此公司自然只看短期獲利134。
股東想趕快賺錢，將公司獲利押在直接對口 CEO 上（WTF 第11章 我們都是那99%、Pre-Suasion CHAPTER 4 成為焦點，就能成為起因），使公司高管薪酬暴增（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 第八章 兩個世界）以反映投資決策的風險131，CEO 們變得以薪資高低來衡量尊嚴。可平均說來，公司績效並未成比例提高131–132，有的所謂功勞或許只是其直覺神準（Risk Savvy 第六章　直覺，決定領導人的卓越）或更該說運氣超好（You're About to Make a Terrible Mistake 3.直覺陷阱：什麼時候可以相信直覺？）。且事實上高漲的酬勞不光源於補償額外風險，許多 CEO 組成敘薪委員會幫著自己人132。
目光短淺的企業不長久120–121, 132–133：只想先拿到錢、追逐每季皆須獲利的 CEO，可能會減少對生產非關鍵的開支、砍掉投資，甚至操弄帳面數字，讓財報漂亮點134–135。
當公司短視近利、只為股東賺錢，這種企業文化會感染員工，讓他們同樣只顧自己賺錢，而非為公司著想122–123，遑論對社會的公德心與責任感。既然 CEO 收入數百倍於底層員工，說什麼會同舟共濟都是騙人的136，要不然同樣都很努力，見人家活得比你悽慘甚多，怎能心安？怎麼看得過去？不說勞心勞力，改說功績（Justice §08-2 WHAT DO WE DESERVE? 我們到底該拿多少），執行長績效也不見得有多高132, 134。
公司壓榨員工、供應商以至所處社區，有朝一日這些人逮到機會反過來對付公司，自然會毫不猶豫地棒打落水狗126–127。公司頂多只能期望人家秉公處理，可不能期待手下留情、雪中送炭。

競爭與人欲的兩難

競爭帶來進步是自然律，然而希望多攫取利益、生活安適、平等公正、善惡有報則是人欲。可過猶不及，政制常必須在「競爭求進步」及人欲間求得平衡。
已坐大的公司當然希望少點競爭，遊說、貪腐、竊國等，都是既得利益者消除競爭的手法143, 144，將使社會原地踏步、小老百姓氣憤難平（The Inner Level 第二章　貧富差距、他人評價的焦慮與精神疾病）。當貧富懸殊、社會不平等太過嚴重，就產生像共產主義，希望消滅人與人間的差別待遇。但共產政權採用的「固定待遇」手法，令努力與收穫不成正比，消除了競爭、弱化人犯錯時的究責力（做好做壞待遇相同），反而讓大家一同沉淪，稍有上進心的都想逃離143。
想要社會良好運作，就該維持競爭，政府掌控經濟效率過低（Why Nations Fail 專制政體的經濟成長方法）。且人與人的差異本就不可能完全抹平，我們只能盡力維護可接受的平等。但是只存鬥爭、叢林法則卻也讓人感到殘酷得無法過活。沒人喜歡茹毛飲血、成王敗寇的生活，再說盜亦有道，總得有個規則以累積成就、保存菁華果實才得進化（What Technology Wants 可演化的條件）。只有爭強好勝，卻不去蕪存菁，最終將一事無成。就算現行資本主義也不可能放任競爭到血流成河，必然有私有財產制、專利、智慧財產權之類維護既得利益者的措施；畢竟搞到人們覺得創新無法獲利，反將缺乏創造力，抑制社會進步。

想維持公司競爭，常用手段是法規或國營化。就算董事會都用心良善，立法好歹能維持相同標準。舉例來說，法律規定節能減碳的準則，能減少眾多公司標準不一、競相沉淪的問題146。
法規有其限制。有些行業規模越大越有效率，例如受益於規模經濟馬太效應的行業一把手。又如基礎設施或網路平臺之類，大家統一標準、用同一套硬體（水管、電網、公路、鐵軌、網路），當然比內耗、相互之間轉換規格、無謂損失更好；這些企業生意做越大，卻也賺更多錢，競爭者難以相抗衡（入行障礙、要使用者換社交平臺等）144–146。法規的目標往往是打破天然壟斷，或為物價訂個天花板146。可惜對於這類型規模經濟行業，如此人為干預的做法，將遏抑規模、降低效率146。此外內行的圈內人總是比監管機構更熟悉行業生態，資訊不對等下，監管總是既來不及又不恰當146–147。想維持競爭，最好是知情者都願意競爭、認同競爭對自己有利，這樣就算不由公權力費力查核、懲罰、維護秩序，也能有效防止既得利益者巧取豪奪144。有種因應之道是共同價值拍賣，企業就算犯錯，通常小於政府犯的錯148，贏者詛咒（Die Kunst des klaren Denkens 36 贏者詛咒 The Winner’s Curse）可不常見149。然而企業還是會想辦法鑽漏洞，犧牲公眾利益（例如節省成本、提供差勁的基礎設施）、減少再投資以養肥自己148。
而像電子業，大公司多位於美國，歐盟的國內法規管不到。當前解決剝削式企業流行的方案是收歸國有149。只不過國營事業不見得都較民營佳。英國的鐵路轉民營後，民眾權衡下覺得變好，乖乖搭車。相對的，供水民營化後抽了高紅利自肥，績效反而變差150。

改革唯利是圖的企業

想方設法降低競爭以維護既得利益、竭澤而漁等作為，不但損害社會整體利益，還使公司短命，害己害人。由於企業與社會緊密結合，公司虧損、倒閉，將導致員工、社會損失129, 136, 139。許多企業倒閉（或大到不能倒（The Great Divide 解決房市危機的唯一辦法））、行為惡劣，波及社會以致全世界，問題正出自股東、企業管理者只想到自己。目前學院觀點支持大眾共識，認為企業目標是對顧客與員工負責任，利潤只是為了維持基本營運所需121。

除了有嚴重限制的立法與國營化，Collier 提出了其他手法；其一是課稅150，也有其他人英雄所見略同（WTF 第12章 改變市場遊戲規則）。
經濟租指的是不合理、過多的經濟活動收益，超過其所依賴的勞工、融資與企業的需求151。經濟租來自於權力而非勞動，例如獲得政府特許，以及擁有土地、出租給佃農，這給了經營者 rent-seeking 的機會。像產業龍頭最可能因馬太效應產生經濟租，獲得不正當的龐大財富151。
Collier 建議，政府可以由少到多、循序漸進來對經濟租課稅，並且評估影響，以避免扼殺經濟活動152。可預見的是這必須扛得住大企業的遊說反對152。

關於企業的所有權，既然具切身利害關聯的人，才會認真看待一件事（Not Born Yesterday 與傳播人群切身關聯的傳言可信度較高）；又只有擁有者方能左右公司決策、分享公司盈虧；那麼我們就該把所有受企業經營影響的人，都納入擁有者之列。持有程度應正比於受影響程度。
受公司影響最深的自然是員工。員工也該有夠大的權力，參與公司決策139–140。我們可以將民主帶進企業139–140（The Inner Level 縮減貧富差距的方法、The Evolution of Everything 第十二章 領導的演化），例如以法律明文規定應有勞方董事142。
Collier 的第二個法子，規定董事會須有公益代表席次152；明定公司決策必須考量公益，預防公司為了少數利益而犧牲公眾153。
企業不光是股東的，而該屬於所有受其影響的人，最起碼須補償因公司營運而蒙受損失者。為此企業應杜絕 cost externalizing、在知道不良影響時快速修正與補償，並將眼界放寬放遠：不論是對當前所有其他人，抑或子孫輩（譬如說七代永續性）。

雖然我們能安插第三方代表於董事會，來促使公司守護公益，但我們也看過太多監督者被收買的例子。再說法規總有漏洞可鑽，還可能因知法玩法而形同虛設154。
Collier 第三個計策是培養公民（包括公司內部員工）守護公眾權利的使命感。當人人嗅到企業不對勁、有犧牲公益的跡象，都能深入了解、調查；對不正當行為都堅持到錯誤改正為止，例如抵制消費（良知消費）、頑強支持企業改進、對錯誤決策者究責到底（而非三天打魚，兩天晒網，事過境遷就遺忘掉了。），讓企業經營者都有做壞事將受懲罰、必須循規蹈矩的覺悟154–155, 157；接著政府與輿論還要令企業負起互惠責任156，如此社會多些信賴，生活也更和樂。

固然 Collier 提出了一些點子，但我不禁要說，這些錦囊妙計都沒打蛇打七寸。在我看來，最重要的還是增加透明度（On Tyranny 第五課 勿忘專業倫理、Prius or Pickup? 6 「你不必再害怕了」）。
舉最後一項、人人見義勇為來說，根本不知道企業做了什麼，怎麼監督？就算內部員工，一丘之貉恐怕更多。饒是仗義執言的正義之士、良心發現看不過去，除非打算跳槽或已離職，否則也怕秋後算帳（Why We Act 第4章：伸出援手的高昂代價——人會權衡風險以免自找苦吃）。比起告發者，提高透明度更有用，讓有安全保障、不相干的人亦可監督。
課稅也相同，今天假如制定信息自由法，令企業的金流往來就像攤在陽光下一樣通透，就會少很多資訊不足的麻煩（WTF 第9章 火熱的性子遇上冰冷的法令、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 天方夜譚式的資本主義、Why Nations Fail 第11章 良性循環）。或許我們能從政府提供創業資金，但附加必須透明化的條件開始。久而久之或許能產生更多具透明度的公司。
2021/10/10
不曉得是年紀大了、認知能力弱化，或是翻譯的品質出狀況，感覺許多語句要理解有些費力。也不知是不是原文行文結構的問題，前面幾章我讀得很慢，而且抓不太到重點。本篇心得幾乎是重新組織過了，統合得有些吃力，有些話題很難前後順暢的兜起來。
2021/10/11

第五章 講倫理的家庭

傳統倫理家庭的優點

家庭是營造歸屬感的天然單位160，也是繫住個人與社會最基礎的紐帶。過去不論中西方文化，家族成員相互扶持。維護家人是種開明的利己161。團結力量大，當家族每個人都互助合作，個人的生存率、生活水平比單打獨鬥高（第二章 道德的基礎：由自私基因到講道德的團體）。
人人從小就受長輩身教言教耳濡目染下，「應關心、協助其他家族成員」內化成習慣，轉為一種無意識的本能160–161。每個人有其應盡的義務，也有可享的權力。身為家族的一員，必須供養高齡父母與弱勢家人、成員遇到困難無條件幫助。而當自己有難、年老殘疾，亦毋須擔心流落街頭。家主要有擔當，家長肩負著引領家族、為家族謀生的重責大任，而家長權威不可侵犯、所下的決定不可輕易違逆。家族成員該做什麼有其規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井井有條（責任導向與權利導向的社會體制）。個人生活在家族中，能滿足最基本的人際交流與安全感、歸屬感、社會支持。雖然個人權利不得伸張，卻也較少出現一些現代頭痛的社會問題162。
相對的，有些現在歐美主流文化認為理所當然的基本人權，在那個時代被視為大逆不道（Sapiens 第6章 蓋起監獄高牆、第14章 發現自己的無知）。

個人主義高張、倫理家庭式微

傳統緊密結合的倫理家族這條鎖鏈，在二戰後漸被打斷，許多舊時代的倫理道德亦被打破。
Collier 認為這趨勢始於 1960年代初期，複合口服避孕藥開始流行162。女性終於有便利實惠的手段降低性行為的成本、性交不再那麼容易產生惡劣後果；實質威脅降低，可開始談談要擁有身體的自主權。二戰讓女性覺醒，女人也能做男人的工作，做得和男人一樣好，男生漸漸沒那麼了不起，女性工作權抬頭。再加上 1970年代美國高等教育大眾化、普及化163，高學歷女性增加，女人也能養活自己。繼性自主後，女性還獲得了經濟自主的能力，男女間地位差距拉近。這波性解放浪潮的解禁尤其吸引花樣年華的大學生163，第二波女性主義漸漸蔓延至全社會、越演越烈。

1969年起各州陸續通過無過失離婚法，令離婚成本大降163，任何一方感覺不對了、一言不合就能分手。女性自主意識抬頭，越發有能力爭取與男性相同的平等地位與權利。
1973年 Roe v. Wade 案使墮胎合法化，進一步讓女性擺脫生育機器的身分。價值觀從「人必須看重婚姻與家族、履行對家人的責任、不可隨意離婚」的舊倫理，轉成「應自我實現、讓自己圓滿，別壓抑自己」的新倫理163。過去被多數人看重的女性貞節，現在許多人覺得只要我喜歡、能滿足我；愛我尊重我就不該限制我、讓我難過。女性意識抬頭，不再忍辱負重、和著淚苦吞下不平等待遇，變得較不忍耐。我想注重個人感受與主體性的個人主義造成了人們較少考慮到他人的存在，易起衝突。且在衝突發生時也少先顧慮整體、考量自己犯了什麼錯誤，而是從自己的立場出發，解釋並正當化自己的行為。平等還可能相互衝突：現代社會倡議男性平等、一夫一妻制，但這卻可能使女性社會地位實質上更不平等。我更猜測這恐怕造成女性更為激烈的追求飛上枝頭變鳳凰，以及一些女性寧可不嫁也別委曲求全、糟蹋自己，嫁給窮苦人。除非我們能降低貧富差距，否則一夫一妻制反而可能害到女性，而男性也不見得受益。
公眾的興趣從集體轉向個人，從理性轉向情感。不論男女，有些人發現為了實現自我，就必須離婚163，於是 1960至1980年美國離婚率持續升高。不乏有人為了自己幸福而決心分手，不顧孩子的幸福165，這為社會帶來新的問題。一堆人寧可獨立扶養孩子，也不想再隱忍著同住一屋簷下。在美國，子女撫養權通常判給女性，然而女性離婚後經濟狀況大部分都變差，所以說單親家庭養孩子很吃力。此外，不乏規定另一方不能探視孩子的，亦即孩子從此以後就缺少了父母其中一方的存在165。雖不好說單親家庭一定是破碎的，畢竟同一個理由可以套在大家族轉為小家庭的狀況。不過調查發現，父母離異或婚姻不幸福者、婚前與多人同居過的女性、早婚的女性，離婚率較高。十幾歲就非處女，婚後頭 10 年離婚率較高。（須注意相關不蘊涵因果，可能有第三方起因（Freakonomics 緒論：事物隱藏的一面）。）

1980年後離婚率緩慢降低。我猜測除了貧富差距加大，使不敢結婚的窮人增多之類因素外，這恐怕與性解放讓人們有婚姻之外滿足身心需求的方法脫不了關係，包括了一夜情、多重性伴侶、隨時可更替交往對象（不合了就換個男女朋友、婚前同居）等。許多人同居而不結婚，結婚率從1970年就持續下降至今。人們不但越來越晚婚，而且與配偶同住的比例也越來越少；18–24歲與配偶同住比率下降幅度高過 25–34歲；兩年齡層與人同居的比率雖都不高，但皆緩慢上升。1960年的歷史高點，18歲以上的成年美國人有 72% 已婚，1990年尚存 58%，2017年僅剩約 50%。

少子化原因與經濟榮景不可持續性

時至今日，基本人權、人人平等的概念已成為進步社會人民的基本素養，孩子有自己的人生、並非父母的私有物，但孩子的價值也從財產淪為負擔。現在大力生育的多在一些較貧窮落後、傳統觀念根深柢固或生小孩尚有其價值的地區。這些國家社會福利制度欠佳，不生孩子告老重病無人扶持，是實在的養兒防老。
雖然先進國家男女社會地位更加平等，但女人也必須負起許多舊時代原本屬於男人的責任，比如得自己養活自己，甚至供養雙親。在這情況下許多女性不得不成為職業婦女，雙薪家庭比例升高。然而一邊工作一邊養小孩實際上負擔非常大，尤其現在為了自己生活更自由、不和上一輩住在一起的小家庭，較難開口請父母照顧孩子；這其中低薪資、高房價、物價昂貴等，當然也是導致不想生小孩的重大因素；一切自己來嚴重拖累生活品質，更有太多懷孕歧視的狀況，造成許多有能力控制生育的女性寧可不生小孩甚至不結婚，加劇少子化。這或許是低所得生育率高過高所得的原因？對低薪族群來說，生活本來就煩擾困難，多生個小孩對生活水準的影響沒有想太多的中產、高薪階級大。然而其結果卻是世襲貧困。在人們普遍得靠自己餵飽自己的時代，待家中養孩子成了一種奢侈的事情，需有一定的社經地位才有資格，如此就不能期待生育率有多高。
我甚至懷疑薪資水準降低，也和許多勞工打定主意不生小孩、願意接受更低的薪水有關。而壓榨人力下的經濟繁榮不可持續（Why Nations Fail 第5章 「我已見過未來，它行得通」：榨取制度下的成長），其代價是一般人生活水準降低、少子化致人口減少，汲汲營營於討口飯吃而無力創新、無人口紅利，且因缺乏研發人力導致科技發展遲緩（What Technology Wants 人口加乘效果與紅利）。即便是無條件基本收入也只能養活自己，人們會將生養孩子所降低的生活品質與孩子與自己的未來、生孩子預期可帶來的喜悅放在天平兩端估量，畢竟這時代許多女性不再被套上生育孩子的傳統社會責任。在社會不想改變自由平等價值觀下，政府能做的或許只能用經濟與社會心理的誘因，營造人們願意生養孩子的環境，例如多補助生養孩子者、讓他們不用擔心孩子的教育教養。未來少子化的解決方法，也許會是直接改由機器與 AI 過度，由機器取代人類勞動力，AI 輔助創新？

價值觀轉移打擊底層更勝頂層

傳統家族倫理觀崩解，對底層家庭的打擊遠勝高階層，強化了令人不喜的馬太效應。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首先，正如我們常用的「貧賤夫妻百事哀」引申義，入不敷出生活困頓，夫妻更容易爭吵。收入越多生活困擾越少，越有本錢結婚，也更願意維繫婚姻。分析美國 2018年人口普查數據，對收入最高的 ⅓，64% 只結過一次婚，且仍未離異；收入低的那 ⅓ 僅 24% 擁有完整的婚姻。18–34歲人群中，已婚者有 40% 年收超過 $40000，未婚者僅 20% 如此高收入。

離婚率高漲，我猜和離婚的成本脫不了關係。過去禮義道德束縛了女性，離婚的損失太大，女性不滿也只得隱忍。婚姻不僅是個人的結合，更是兩個家族的結合；嫁娶的不單是這個人，還包括其背後的家族。仳離也不能自顧自的只考慮個人因素、閃電結婚衝動離婚。（除了家族，職業也有類似的性質。一個人選擇從軍，應同時表示決定和國家存亡綁在一起，該選擇同樣願意和國家綁在一起的伴侶。願意嫁給軍人，當表示當國家發生危難時配偶犧牲喪命亦無怨無悔。）
當兩性地位與實力相當，女性主義興起，兩性平權後，夫妻間只能尊重理解，不得威脅，也不該有倫理道德壓制。然而既然兩個體間缺乏緊密連結，分手也沒什麼成本，自然不能期待婚姻長久。
對現代人來說，還能合理拘束人於婚姻墳墓中的因素越來越少，其一是孩子。有孩子的人較少離婚，或許因為多了心理與經濟考量。這時代孩子自主性、基本人權更受重視，不再是大人的附屬物品，而美滿的家庭在一般人眼中看來好過離異；孩子嗷嗷待哺，當然不好隨便說離就離，增加了分手成本，因此讓離婚率稍微降低。但如前述，終究不乏認為想自我圓滿就該生小孩、或就算有小孩也該離婚的165。
此外，在今日這金錢至上的年代，金錢的力量轉而變成維繫婚姻的要素。高財富差距增加了弱勢一方離婚的成本，因此他們寧可多忍一下。相對的，沒錢的話，離不離婚日子一樣難過，便凸顯了生活不和的重要度，令性格不合的人更願意離婚。愛情不能當飯吃、相愛容易相處難，所以窮男怎能怪女性勢利呢？沒錢結了婚也常不幸福。無論如何，這突顯了富人就算不能為所欲為，卻比你活得更滋潤的不平等問題。
年紀越大、高學歷者或許平均說來思想較成熟，懂得別一上火就分手。再說他們可以同居，想結婚也較可能門當戶對164（畢竟高學歷者的生活圈往往也是高學歷者），價值觀近似有助於減少摩擦。至於低學歷、沒錢又不看重貞操的，自然就沒什麼能束縛他們了，自我放飛的比例更高。除了孩子、周遭的眼光外，是否要繼續在一起，只能視兩人自身的處事原則而定。

菁英階級較具觀念、有資源培育下一代

而今講倫理的大家庭已落伍，轉成為著自己生活汲汲營營的小家庭167, 178。過去倫理家庭161，菁英族群會炫耀老婆美165；現在則將心力投注在孩子上，一個個比較起自己孩子的成績。倫理家庭中，老年人就近受到子女照護166。現在年輕一輩心理上不想和父母親戚同住，經濟上還可能自顧不暇，甭提要烏鴉反哺侍奉高堂。高學歷退休族甚至得反過來金援孩子，因為他們生活更優渥，並且和子女一輩有相同的目標：養出可炫小孩166。
孩子必須費大心力、巨量資源去培養，令高學歷家庭減少生養的子女數165，或許也促進了少子化。這令我想到臺灣近幾十年也有類似的情況，一堆父母孝順孩子的「孝子」、孩奴，與把孩子養成媽寶的。生的孩子少，生了也捧成寶。

半世紀前，就算菁英家庭，會為孩子惡補的也不多；窮人家孩子較有機會靠著孜孜不怠進入名門大學。中產階級大增、高等教育普及化後（或許因才德制思想使政府廣開大學之門，以促進機會公平？（The Tyranny of Merit 文憑主義如何興起）），越來越多人想擠進大學窄門。為了讓自己孩子能拔得頭籌，高學歷、家境佳者不得不為小孩課外補習164。當學歷成為找工作、身分地位的基本資格，而揠苗助長有助孩子奪得高學歷時，越來越多能力夠的家長流行起自己家教、或送去補習班的做法。學生花在啃書的時間越來越多，造成孩子越發辛苦、不快樂，排擠到花在非認知技能的時間295。這種競爭類似競相沉淪，而高低階層家庭相差越大，其實不是好事。
我猜想，平等價值觀或許也對人們看重孩子教育有著推波助瀾之效：過去家族勢力龐大能幫助孩子獲得好職位，上流家庭的孩子不用太努力也能有個好出路。現在具特權地位越發政治不正確，姑且不論花大錢、漫長時間拿個工作用不太到的文憑有何效率，學歷總是成了左右社會新鮮人求職的重要指標，家境好的當然轉而看重子女教育。
再說上層父母比起底層，確實更有資源、手段與時間讓孩子獲得高學歷。學前家庭教育比學校教育效用更大171。從出生到幼兒園，上下層的親子間交談能差到1300萬個字；且讀過書的更會教孩子，專業人士的小孩聽到正向字眼是負面字眼的8倍，而拿社福金人士的小孩聽到的正向字眼只有負面的一半172。上下層出身的孩子打從起跑點就不同了172。這種差距延續到長大，高學歷家庭認知能力全國底層的孩子，上大學的機會竟然還高過低學歷家庭認知能力全國頂層的孩子173。

相較於上層階級世家叢生、親子互動密切、孩子有良好教養，下層家庭脆弱許多171。高知識分子有時間精力與能力教孩子，貧窮家庭卻為生計所苦，避免生活亂糟糟都來不及了，沒那麼多時間陪伴照顧孩子172。沒完成學業的家長有 ⅘ 認為服從比自立自強更重要，高學歷家長的比例則顛倒過來172。超過一半底層階級的孩子皆單親，甚至無親生父母教養170。

一般說來，社會地位很少流動

家境左右婚姻聚散，以至於孩子學歷、工作、人生，令人不禁想到與之類似的世襲貧困問題。

Gregory Clark 的 The Son Also Rises 提到，社會流動比我們以為的低很多，即使是在美國和瑞典，真正的社會地位持續率大約為0.75。古今中外社會流動性皆不高，且不因社會或政體顛沛而改變。
多數當前研究只探討前後兩代間的代際相關性。Clark 檢查罕見姓氏家族的社會地位173–174，拉長到兩三百年，發現社會階級相關性遠比過去研究得出的高。就算有少數特殊分子（家業凋零或暴發戶），之後常常回歸家族基準線。且先天因素的影響看似大過後天的。依 Clark 的結論，遺傳是社會流動的主因，家族底蘊能持續10代左右。這好比做同樣任務，你拿10年前的電腦跟人比，就算大家起跑點相同、都是白紙一張從頭來過，人家依舊更可能勝過你。想擺脫這個惡性循環，Clark 建議不妨與高社會階級通婚，考慮怎麼少奮鬥20年、麻雀變鳳凰。但別忘了，你想攀龍附鳳，你的目標對象更想；所以大多數人頂多只能找個門當戶對的。
姑且不論遺傳的重要性，不可否認，世家真的有用，出身對社會流動有五成以上的影響力。龍生龍鳳生鳳，出身什麼樣的家庭，你就更容易成為類似地位的人。很遺憾的，高級家庭出生的正是比較高貴。這也難怪上流家族總是在乎婚配對象出身門風，因為這真的很重要；與低層家庭聯姻，會讓後代向下沉淪。所以想攀高枝，你就得要拿出自身遠勝於人的條件，讓人願意投資你（譬如企圖心與上進心（Political Animals 為何人們執迷不悟，看不清自己被騙了？））、以至於反過來逢迎你（例如著名美貌、極高名聲、你成了人人不敢違逆的獨裁者）。光愛情本身不能當飯吃。可嘆的是，門當戶對也是阻礙社會流動的重大因素294。

縱使所有社會階層都承受家庭規模越來越小的趨勢，但小家庭興起，對菁英世系來說，最大的影響或許只是支援變弱、意外沒落的機會變高；實際上個人主義對於下層家庭的打擊，依舊大大超過上層家庭。
當家庭紐帶越堅韌，家族或種族越團結、相互扶持，後代就越不易沉淪。而如本章所述，我們已能見到相較於上層家庭，下層家庭因個人主義而支離破碎的比例嚴重得多。想當然（但可能有疑慮），不完滿或顛沛流離的家庭，對後代的支援更差。相較於過去大家族時代，同樣是家庭變小，高學歷家庭對後代的扶助力道並未變弱多少167, 171，相較之下反倒是下層家庭更加衰弱、孤立無助。當前家庭變小的趨勢下，底層階級翻身的機會並未因之提高，社會沒變得更平等，反倒是更難往上爬了。
由此或可說，和「資本賺錢能力天生超過勞力」（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導致馬太效應類似，上層家族維持優勢地位的能力天生就強過下層家族，這也是人類社會的天然趨勢。而且家族團結風氣越盛的社會，社會流動性就越差。

下層家庭難以為繼

性解放對低學歷女性的影響更甚。1960年時，16歲青少女有 5% 性交過，2000年增至 23%；但即使到 2000年，那些後來大學畢業的女性，只有 11% 未成年就做愛過167–168。

低學歷女孩較不懂得避孕，未婚懷孕者更多168。有的獨力扶養，無論是和父母同住或者當單親媽媽。有的同居或找人嫁了，但同居平均只持續14個月，早婚往往也不長久。
低學歷者離婚率更高，2010年達高學歷者的兩倍，有 ⅓ 都離婚收場169。有些單親媽媽不能維持生活，家長式領導國家會提供他們金錢援助與公營住宅168。

對於下層家庭更糟的是，就算原先堅守傳統倫理的家庭，由於產業轉型與貧富差距拉大，失業與貧窮的男主人不再能擔負起家計責任，自然很難要求什麼權利、維繫「男主外、女主內」的權威地位。就算妻子保持尊重，丈夫的自尊心已千瘡百孔，有時意志消沉，以至暴力相向（家暴），導致離婚168–169。

國家介入天然親權

現代社會，有些傳統倫理社群的職權轉移到了國家和市場（Sapiens 第18章 一場永遠的革命）。當父母無法妥善照顧孩子，家長式領導國家有義務介入親子關係169。輕者輔導父母，嚴重侵犯兒童權利的將剝奪親權：當父母無力負擔孩子生活、虐待傷害或遺棄小孩、遭重大變故（亡故、犯罪入獄）、精神疾病危險時，國家會帶走兒童及少年，另尋寄養家庭或託付教養機構安置。
然而將孩子帶離親生父母，適應程度總是不及天然家庭170, 171。其他人通常不像親生父母有非物質的切身利害關係、願意不計得失教養並提供關愛。尤其這種照護常常是短期而暫時性的，有的還牽扯國家金錢補助，易使孩子缺乏安全感與歸屬感170。

解決家庭倫理問題

我們打破了陳腐的不平等倫理175。但這價值觀體系正演化中，新的規則衍生了許多問題，現在尚未成熟穩定。女性主義重點多放在要求權利，這破壞了社會的平衡。當民眾普遍認為個人很重要、是基本人權時，怎能要求人們遵守對社會整體有利，卻犧牲個人自由的事？這中間當然充斥著衝突與矛盾（Homo Deus 第7章 人文主義革命）。並且人們延遲滿足的忍耐力也變弱了。光是追求自我滿足，還不如各退一步，尋求互惠雙贏的方法176–177。Collier 提議回歸開明利己精神，重拾起使命感與守信負責177。
某方面說來，民主自由的權利概念相當於幫混沌打通七竅，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Sapiens 第14章 發現自己的無知、Homo Deus 第7章 人文主義革命）。這或許能解釋一些保守國家，如伊斯蘭教國家寧可不要那麼開放的原因，因為這打亂了他們原先的社會秩序。當然，人們總還是嚮往民主自由。只不過自由不能過了頭，而現行民主制度也有其缺陷尚須修正就是。
就我看來，完善的制度應該先定義問題與可行、可接受的作法（假如你半身不遂，沒有產值卻要花上千萬元苟且偷生，你值得活下去嗎？），分配責任（一個能力高強的人，相較於普通人，他該多做哪些事？），再看看為達成責任，應賦予什麼權利（責任導向與權利導向的社會體制）。例如政府有責任讓人民安居樂業，必須遏制房價與房租高漲、挽救崩盤的股市，那政府就有權利在地主與資產家因房價上揚或股市活絡賺大錢時，課徵一部分多出來的稅。總不該賺錢了歸自己金庫，賠錢卻以大到不能倒說政府該救市，事實上是剝削其他納稅人的錢中飽私囊。有社會保險補助虧損太多的人，就也該有機制來防止人賺太多，何況這樣還能避免貧富懸殊。
2021/10/17

第六章 講道德的世界

要建構一個道德的世界，Collier 提出了個方案182：
  1. 我們責無旁貸，應不計損害得失維護所有人的基本人權，尤其是生命權。例如將救援的義務視為基本道德責任。
  2. 由於分工合作減少內耗，相比單打獨鬥有利得多，幫助別人到頭來能幫助自己（開明利己），因此我們應建立一套互惠互信責任體制，將其他人、團體都視為伙伴，而非競爭對手、陌生人以至敵人。
二戰後許多國家建立了跨國互惠組織，例如歐洲經濟共同體、GATT、IMF、World Bank、聯合國難民署，幫助各國避免衝突、解決危機、提供人道援助184–187。各國秉持著忠誠與公平互惠的精神合作188。
但隨著聯誼組織擴編，這些國際組織要不是變得大而無能、意見分歧難以形成共識、互惠責任變弱，例如 WTO、聯合國；要不就是少數強勢國家領頭決定組織走向，其他國家只能聽命行事，如 IMF、World Bank、EU189–190。舉例來說，IMF、World Bank 提供補助時，強國往往藉此要求弱國接受自己「正義」的價值觀、政策、規範，標準嚴苛到甚至高過強國本身實行的190。援助者應該尊重受援國家主權，而非高高在上擺出對方有求於人的態度，沉溺於意識形態、像 World Bank 般提出一堆要求。我們可用公共資金補償企業，吸引具道德責任的企業進駐這些需要幫助的國家196。
Collier 建議只要經濟、軍事、政治影響力強的幾個國家，包括美歐中印俄日，組成這樣一個互惠聯盟就好，如此能避免意見紛雜。若有國家只希望享受優惠不付出，因成員量體皆太大，別國也會如法炮製，如此可避免搭便車問題192。只不過各國利益與主張離散，地緣政治間有衝突，除了氣候變遷、疾病與國家微弱外，不易取得共識。Collier 認為各國特徵迥異，因此不會有合起來傷害其他國家的情況，只要六國都同意某決策，其他國家也能加入。

我倒覺得，大國間缺乏理性討論與互信基礎。他們的核心價值（我要你民主 vs. 你別干涉他國內政、管我國採用甚麼政制）相衝突，甚至為零和賽局（我不允許你挑戰我的霸權地位 vs. 我也想成為霸權之一），因此光想達成共識就不可能。就算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自身都常搞不定了；包括 Collier 所提的氣候變化議題、弱國危難：當美國要把氣候扯上中東的地區衝突，中國不願意，反倒批評美國沒以身作則、節能減碳，要刮別人的鬍子，先把自己的刮乾淨。美國想延長聯合國駐海地綜合辦事處營運一年，中國卻藉口辦事處成效不彰，實際上施壓海地與臺灣斷交，提議僅延長6個月，政治角力下最後延長9個月。
至於說六國皆同意的，不會損及其他國利益，這點我也極為懷疑；誰能阻止大家競相沉淪呢？雖然大國皆默許介入中東，但中東人民絕不能說比原先幸福多少，難保其他區域不會遭致類似下場。而新冠疫苗這種救命藥品，更囊括於富國之手（新冠病毒疫情 COVID-19 疫苗大戰）。窮國、非洲、伊斯蘭教徒與原住民族可能抗議，這些大國都沒有會維護非我族類利益的。此外一旦形成這種特權組織，只怕會像常任理事國般，成員拒絕其他國家擁有這種特權，除非是和自己同一條心的。另一方面，假如大國有了共識，其他國家只能遵從，這與 Collier 詬病的帝國式組織189、家長式領導191似無差別；更糟的是，這次弱勢國家在決策過程中，連發聲機會都沒有。

我認為較理想的做法是依重要比例列出事實（媒體與社會責任）、列出各種方案可能導致什麼結果、討論這些結果是否符合不因人而異的價值觀（別只考慮自己的權益）、溝通協商出共識，並且嚴格遵行、維護對每個國家一視同仁的規範。A Theory of Justice 沒什麼不好，要不然弱勢者就沒人在乎了。正義論還能避免過於自私自利的考量。功利主義亦非罪大惡極，只不過應該先尋求共識再執行，並多關注人的情感層面。
我猜今日大家自掃門前雪（不干預主義）、本國優先的心態，或許還來自經濟與政治問題。二戰後百廢待興，人們是苦過來的，當然比較願意容忍，接受較差的條件以求得和平。畢竟那時候大家都一貧如洗，只要有就該偷笑了。繁榮了半世紀，現在由奢入儉難，加上現在的風氣是各爭其利，可就不適應退一步海闊天空了，要人讓利反而會被質疑要犧牲他人。

難民

Collier 提出了幾個各國應協力解決的議題。
就難民問題而言，Collier 稱有些國家較富裕，有能力也有道義責任拯救這些性命不保的弱勢者。我們應傾聽自己的良心，幫助他們。
但現實是歐盟拒絕中東難民，僅 Merkel 高瞻遠矚，接納新勞動力。而現在能說這話也不過事後諸葛，Merkel 的本意是人道精神，不保證一定有利於德國，當下可被罵得很慘（時事#1 歐洲難民心裡苦，但難民不說）。美國則為平靜紛擾，強制遣送海地難民，連端出國家安全、不符國內法律之大纛都懶。
所以說還是老話一句：除非讓人覺得這有利於他自己，否則很難要人主動做一件事。過去我們能用道德與名聲箝制人，社會壓力下不得不遵循規範，因為遵守規則對自己有利。而在道德責任淡泊的現在，只能靠經濟與軍事手段了。
關於難民安置，我想解方之一或許是研究怎麼讓難民自力更生，例如有哪些職業較容易上手、培訓。以 World Bank 之類補助鄰近國家收容、培訓難民並為之尋覓合適工作。當難民勞動產值足夠，也該有所回饋。

愛滋病患

只要很小比例經費，就能救全球愛滋病患的命。但受功利主義侵蝕的某些 WEIRD 族群衛生經濟學家卻覺得，同樣的錢花在其他方面，干預散布更廣的疾病、略為減少死亡率，能拯救更多人生命，這才符合成本效益。民粹人士甚至主張，宣導減少性伴侶可降低傳染率，他們有種「這些人濫交、咎由自取」的意味，卻汙名化了愛滋病患195。
我卻想 WEIRD 的想法也沒錯。既然金額不大，那問題應在援助金太少了，而非怎麼用。
2021/10/19

三 恢復包容的社會

第七章 地理分裂：勃興的大都會，破產的地方城市

城鄉差距如何拉大

1980年代後，美國城鄉產值、城鄉貧富差距拉大202。Phishing for Phools 監管鬆綁、The Great Divide 頂層一％可以促進創新的謬論稱這源於政府解除金融監管、縮減累進稅級距（另見 The Inner Level 第九章　一個更美好的世界）。Collier 提到不只美國，高收入國家的大都會與鄉下今日的生產力差距是20年前的1.6倍。都市居民甚至看不起鄉村202。
Collier 稱城鄉差距擴大肇因於聚集經濟與新科技203，人口增加、科技研發這兩點 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 也提過。現代知識體量龐大，已無通才205（未來式學習）。僅精通某領域的狹隘專家要發揮自己所長，必須與許多相關領域的人互補（The Inevitable 即時利用資訊可促進文明發展之原理）；人與人緊密結合的城市提供了更多機會。1980年代起，大學加速進行基礎科學研究，大企業也大舉進行互補式的研究，知識大爆炸、新商品頻出、產業發達，再加上都市本來就有的規模經濟優勢，造就都會區經濟高度成長204–205。城市居民越發有錢，接著滿足人們心理需求的服務業、娛樂業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大都會興起206。
擴大人與人的不平等非多數人所願。我想網路可輔助人們跨領域合作，未來或許能大幅縮小鄉村的劣勢。新冠病毒疫情後流行起的遠距工作可謂此概念的雛形。Facebook 大概正看中了這點，想辦法要打入元宇宙、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掌控所有人活動，進一步成為大勢力、操控元宇宙；甚至自己就是宇宙，所有人都只能在他們打造的平臺上活動（Winners Take All 第三章　戴著令人不安貝雷帽的反叛王）。至於有朝一日知識體量太過龐大，連最聰明的人一生都無法觸及領域邊緣時，得靠人工智能輔助（Life 3.0）。

城市也可能由盛轉衰

並非每個都市都蓬勃發展。有些區域的在地產業搬遷到其他都會區，好汲取聚集經濟的好處；或過度依賴於單一產業，當這產業再無需求（產業轉型後被淘汰的夕陽產業）、不可再生資源耗竭（礦脈被挖掘殆盡）或其他區域更有優勢（低價勞工207–208），便隨著時間漸漸沒落。都市、國家想要長久繁榮，就必須多元發展。
城市衰落，能從租用店面需求減少，住商房地產租金、價格下挫看出端倪208。（我猜或許是勞工變少、或居民除生活必需品外的額外購買力降低，致服務業衰退？）一般居民房地資產價值大跌，無力搬遷至其他都市208。（把這裡當故鄉的在地人，就算故鄉頹敗，願意留下來的或許比較多？不過薪水變少、生活變差仍是個問題。）店面租金調降固然可吸引只靠低廉地租、便宜低薪零工才能苟活的製造業、呼叫中心等，但這些低端產業進駐卻有如飲鴆止渴：低端傳統產業很少持續研發，技術不再進步。除了擴建工廠、依賴規模經濟效應外，生產力效率不會提高。換言之市場運作下，衰亡的地區不會自動復興。
相反地，新興大都市吸引了尖端領域企業、高科技人才，產業支撐起高薪職業，圍繞在這些新貴階級旁的服務業、娛樂業也蓬勃發展，形成正循環，和鄉下、老舊城市的差距變大209。
面對失業率高漲，有些民粹主義者認為是別人搶了我們的飯碗，想重現榮景、讓工作回流209，不思業務轉型。假若原產業確實尚有其需求，不是終被淘汰的夕陽產業；且政府有能力要求其他人向本地廠商購買（例如保護主義、美國的產業國內化政策、高價值產線移至美國），那麼或許還能吊著舊產業廠商的一線生機。問題是這樣做頂多只能規範國內廠商，倘使競爭賣方是外國企業，可不好強迫別國商家買本國產品、服務210。再說這樣相當於以產業補貼破壞市場機制、阻礙完全競爭，讓市場處於低效的狀態；對國內的產業創新者也有不利影響。

為何該向聚集經濟課稅

對於大都市過度繁榮、苦了偏鄉的弊病，Collier 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向大都市徵稅，以及振興地方城市；這當然觸了既得利益者的逆鱗。想向都市徵稅來重振其他區域，非但右派會喧嚷加稅抑制經濟發展，繁榮的區域亦抗議勤勞者沒義務扶養懶惰蟲、自己沒道理要幫助落後地區的人（如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左派調高稅賦的主張會讓企業出走，造成聚集經濟難以為繼211。
左右兩派的論點各有片面事實，卻非全部真相211。右派認為幸福感來自於尊嚴與使命，嗟來食無法提昇人的自尊。富人是自食其力才達到現在的地位。左派覺得 Wall Street 貪狼都是吸血鬼211，沒考慮過度抽稅可能不利經濟，反而造成均貧而非均富。
我想右派的說法聽起來就像資方反對提高最低工資，稱這會使公司倒閉、失去競爭力般。人們總是看不到自己獲利背後的隱形成本，比方說在某些美國白人看來，這時代已沒什麼種族歧視，反而不滿黑人現在地位（有時）比自己高、說被歧視的是白人（Prius or Pickup? 穩定派白人仇視少數族裔，將之推向敵對方）。同樣的，富國也沒覺得自己虧待窮國，不認為自己應該為過去數百年多消耗的資源、製造的汙染多負責。即便因此獲取了更高的科技與工業，有了高高在上的地位，仍表示疫苗給本國人先打天經地義，結果造成富國人實質地位、命格就是比較高的結果（新冠病毒疫情）。

向聚集經濟課稅是為正義

Collier 強調課稅應符合道德且有效率。Collier 稱稅務行政極仰賴自願繳稅，不合道德會讓人抗拒、逃稅212。我卻覺得在透明度不足時才會有這種遺憾。假如金流一清二楚，想藏都藏不了，自然沒這問題。與 Collier 相反，有些人主張調降稅率能（透過 trickle-down economics）降低房租、減少房客租房負擔。就我看來漲上去的租金價格不會再回落了，就像漲上去的物價與薪資，就像 Biden 要國會停徵聯邦汽油稅以降低居高不下的油價。要調降稅率不如透明化房東金流，看看他們實際上到底賺多少錢。想收這個房價可以，但房客勞心勞力賺的薪酬，留在手中的與上繳給房東的，就努力程度、對實質經濟的貢獻來說不成比例，造成房東幾乎能「躺著賺錢」，普通勞工一生都為房東地主權貴打工賺錢，順便葬送國家未來，這就說不過去。不過要人付出該有正當理由倒沒錯。
Collier 引用 Jonathan Haidt，稱一般人談公平，視應得、比例原則而定（貢獻與努力程度，所謂沒有功勞也有苦勞），而非結果均等213；功利主義忽略了這些要素。但我想，理想的功利主義應考量有情眾生的情感（第一章 新的焦慮），畢竟其目的正是幸福。之所以有齟齬，問題或許出在加權（人生的意義人類/人生價值寓於評鑑）及 veil of ignorance 上：若大家更設身處地（認真地問：換作你願意怎麼做？），並且考慮努力成果被剝奪感、底層人士連生活都過不下去的困苦，就不會出現勤勞的富人轉移財產給懶人、上繳退休金213的情況了。畢竟披星戴月卻活不下去的月光族、窮忙族、享樂多過勞動的房東還是比較多，不該把異常當常態看待。
倘若有錢人都行得端，坐得正，值得坐擁大批財富也就算了，然事實並非如此。Collier 以宏觀角度談經濟成長的收益，舉出 Henry George theorem：人口聚集可額外增加生產力，企業競逐勞動力，勞工薪資調升。但工人會搬到工廠附近，租借房地產推升地租。只要增加的收入與租金兩者間，差額對勞工來說依舊有利，人們就會湧向都市。於是生產力上揚增加的工資，最後多流入地主手裡214，而底層勞工甚至寧可當蝸居房奴。我想「聚集經濟的利益最終多流向地主」這現象215背後的道理，或許是土地本身就是種可壟斷的珍稀資源，這是屬於物理層面的真理。與之相似，姑且不論正當性，我們或許能說天賦也是種獨占資源？
論及聚集經濟所產生的額外效益（公共財），所有參與勞動的工人都出了份力，而地主只是好整以暇的定期收租金（經濟租）、沒付出什麼心血汗水，因此地主實在沒資格包攬利益的大頭215–216。rent-seeking 嚴重時，尋租者收到的錢大多只像房間角落的金磚般堆疊起來，不能活絡經濟224（The Great Divide 頂層一％的問題）。照理我們應課徵房屋稅及地價稅227，把這些財富拿來造福社會，或最起碼分配給實際上付出心力的人；一般人極重視這種稅的正當性216–217。
受益於聚集經濟的大地主們講不出道理來反駁徵稅，但他們有錢能遊說、買到發聲權與政治影響力。一直到今天，連民主國度美國都湊不出共識來對這種聚集經濟收益課稅217。

隨著社會漸趨複雜，情況不再那麼單純，有些額外利益流入不同類型的人手中。Collier 研究發現，部分高技術工人有能力在郊區置產，只在工作日通勤，或不在乎較低價的工作用臨時住所，毋須和其他勞工競逐擁擠的城市空間；房東漲價，他們就直接搬家到更偏遠的便宜住宅區219。Collier 估計約一半利益由這些技術工收走，如此一來都心房地產上漲幅度就沒 Henry George 假定的那麼高了220。
現代人更注重休閒娛樂，我想高科技業等前沿領域薪資增加，這些人不會把錢全存起來不花；因之受益的除了員工本身，還包括依附於其消費的服務業、科技產物、奢侈品等周邊的非生存必需產業，依各自償付能力從市中心往外租賃住房，可說一層層拉抬房地產價格。雖然市中心地主賺不到那麼多，但我好奇說不定有許多利益都貢獻給郊區地主了，高技術職業或許沒 Collier 說的那麼吃香，真正積累仍低於守株待兔的房地大戶？亦即經濟成長的果實末了依然流向房地產，只不過吃到甜頭的包含郊區地主。就此說來，Collier 的理論框架大致與 George 相同。利益總是流到稀缺資源，之後推高其價格。
至於在這越發複雜的世界中，除了房地產、人力資源、尖端技術之知識產權外，是否有其他限量資源，我倒還想不出來。

關於高收入者是否有資格拿那麼多錢，這是各說各話，有人稱拿多少錢是市場機制、公平議價。不過我們知道房價高升、獨占獲利、泡沫經濟、老鼠會與金光黨也是市場機制，市場應受適度監管（The Great Divide）。
Collier 指出高技術產業要賺錢，有賴於完善的社會體制，如法治、基礎建設（包括便利的交通）、基礎科學研究、教育體制培養人才、金融市場等公共財，以及守護秩序的全體民眾222。在海地這種地方，就算學富五車也英雄無用武之地。這正是十幾年前許多公司沒把供應鏈設在美國的原因：美國人工太貴，又必須維護勞工福利，員工機動性不足，且欠缺垂直整合需要的供應商；相形之下其他地區更符合這些美國跨國公司的需求。
既然高技術工人不全只依靠自己的天賦，他們理當納還因全民遵守秩序而多賺的部分222。

向聚集經濟課稅可提高效率

聚集經濟衍生的利益屬經濟租，已經遠超受益者付出的勞力。削減經濟租非但不會弱化勞動意願，多出來的錢反而能用來刺激社會發展、造福眾人，可謂有稅收而無傷害的聖杯224。對經濟租課稅的新制度一開始實施，當然會讓既得利益者跳腳。不過對經濟租課稅不致影響工作意願，就算房租少收點，房東終究願意出租屋子，畢竟房租不收白不收，除非是為了吊著房價。
這麼做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扛住既得利益者的反抗；權貴們講話總是比較大聲，也更有手段規避應有的、甚至是常人都乖乖繳納的規費229。歷史上對權貴開刀、對他們造成實質傷害，大多得有武力為後盾，手法則相當血腥難堪。想解決這問題，或許得依賴透明化與溝通協調。若普羅大眾都知道有錢人如此富裕的原理與機制，看到他們賺錢的手法，勢必不同意那些骯髒手段，而希望取出不公道的財富。
還有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是，就算要向高技術工人課稅，如何精確的課徵經濟租。我不禁想到，除了這份職業與其成果對社會的貢獻外，或許能視在地位對等下——市場完全公開透明化、無資訊不對等、供需雙方勢力相當且無後顧之憂的理想狀態——正常人最少願意拿多少薪水，卻還願意做這份工作而定；在這之外的就是經濟租223。然則該怎麼測試出每個人願接受薪水的底線？到底從事一個職業應獲得多少酬勞？該徵多少？市場機制似乎是個好方法，遺憾的是現在的市場還不夠透明化，連想討論都沒轍。
另外，現在許多高收入者的錢來自金融市場，如股票選擇權、股利分紅。這種股價瘋狂飆升的金錢遊戲也是我們該關注的，或許亦為經濟租。
現在才計劃正本清源、對高獲利產業的經濟租課稅，不曉得會不會和全球最低企業稅率 GMCTR 起衝突。GMCTR 看上去並非視精密計算後的經濟租而定，更像是個亡羊補牢的措施。或許對經濟租課稅後，高過這個稅率就不會踩到紅線，毋須再補繳企業稅？但這樣看來，GMCTR 反倒像畫蛇添足，問題終究在我們沒令市場透明化到知道該課多少稅。

既然當前社會中，高技術工人無理的拿了太多財富，自然就有人想方設法 rent-seeking，搶破頭成為其中一員以分一杯羹225。於是有的人遊說、靠親戚朋友走後門以佔個好職缺。更多人惡補、讀書到三更半夜以取得好文憑，即使出社會後在學校學的東西用不到（麥當勞店員需要的不是生物碩士，甚至不是大學畢業271。）、忘光光，找的工作也背離自己的興趣。還有人延緩結婚、不生小孩、緊縮住居，只為維持工作岡位（原來這是韓國苦悶的 N 抛世代之來由之一?!）。
若這些職業不再能額外賺那麼多錢，人們就不會用那麼極端的手法保住工作225。能更有效的發揮人力，並使一般人更快樂。亦即向聚集經濟課稅非但不會降低效率，反而因遏制了 rent-seeking 而提升效率226。
Robert Solow 主張經濟租已增加，我們該以課經濟租取代課所得稅226。Collier 說向聚集經濟所得課稅不但有理且有效率，別種稅很少能兩者皆滿足226。

Collier 的解決之道首先是改變誘因，對聚集經濟帶來的額外財富課稅，讓企業與高技術工人無庸為聚集經濟拚死拚活。感覺對 Collier 來說，聚集經濟正是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因此這些錢可以拿來在其他城市製造新的聚落230，讓原先較落後的地區也慢慢轉成大都會，推動經濟成長，最後每個區域都是聚集經濟。
對此我有些疑惑，首先是除了地域限制外——例如同一個供應鏈的工廠最好都在同一處（工業區238），這樣能大幅度減少交通損耗——就人力資源來說，現代人可以靠網路來相互連結，漸漸沒必要非得在一起辦公。而工廠勞力也漸漸機器化，不見得需要許多勞工一直聚在工廠中。
另外，製造越來越多的聚集經濟，拉高都市化程度，在當前這個世界似乎不太人道，也不太環保。就我之前的認知，經濟成長除了增加人口外，實質靠的是技術研發（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聚集經濟只是發展科技的手段之一，而不是目的。就算各地都繁榮起來，我也不覺得應每處各自研發，重造輪子。因此把重點放在形成聚集經濟非但搞錯重點，還避免不了大都市總有的弊端，例如高房價、籠屋之類。看似 Collier 沒針對底層勞工受不合理對待的問題提出解方（例如職業培訓、輔導就業），形同由老闆壓榨員工，轉成由政府拿走這些錢、剝削他們。固然我們可說這自不待言，是必然得做的配套措施，而且這不是新東西，卻不能否認社會底層被剝削的事實。比起掠奪完再補償，不如一開始就別剝削。

向聚集經濟課稅的方法

由 Collier 本人的研究，須分開討論地主與高技術工人的徵稅方式227。

地主

對於房地產，按市價課徵成比例的房屋稅及地價稅等物業稅，會比販售時才徵收增值稅來得好。只一次收完土地增值稅，開發商會推遲投資，遊說去除此類稅負，或於土地價值更高時賣出227。定期對總價課稅，可降低期權價值，減少策略性拖延的動機。
此類稅目所得稅收應再分配，挹注給因大都會聚集經濟而失利的區域，使其他城市也興起聚集經濟227。目前許多國家稅制將此類房地產稅設定得很低，造成極大不公。問題是許多地主本身就是政治人物，不能期待政策制定者刮自己的肉。

高技術工人

Collier 稱稅務機關清楚勞工的職業（與薪資、現金流？）、居住地，以現有財政分析技術要計算該徵多少稅不是問題228–229。但只針對高技術工課稅，到底其範疇為何，恐怕是既得利益者得以上下其手之處。必然有人嘗試將自己剔除在外。若我們只對高收入者制定所得稅，如此徵得的與經濟租有出入。除非我們對所有職業，包括城鄉的每個人都能計算出其經濟租的份額，否則總不理想。惟我之前從未聽說可準確計算出經濟租的方法，是以有些困惑。
此外，在網路發達的今日，經濟租或許不全來自聚集經濟。尤其在這網路時代，比如 Google 或 Facebook 之類的大公司，他們的財富是從全世界積聚而來，不論城市鄉下的大小公司甚至個人都可能貢獻了其中一分。一個因為網路服務公司股票分紅，賺了千萬美元的年輕創業家，或者科技新貴（高科技公司的職員），到底該怎麼計算他獲得的經濟租？現在互聯網發達，這樣的跨國公司甚至不必設立在大城市，同樣能賺進大把鈔票。因此透明度——尤其是金流透明化——藉以確認到底該怎麼該怎麼課稅才好，恐怕還是重中之重。

振興地方城市的方法

如城市也可能由盛轉衰所述，破敗的聚落只會被沒生產力的經濟活動進占，不會自動復興230。聚落需要許多交互依存的公司相輔相成、減少營運與發展成本。各公司可能受其他公司影響，決策時卻看不到這點，此謂外部性231。當聚落蓬勃發展時，相依的企業不會輕易離開，甚至會吸引更多可藉聚落發展的企業。
相較於守成，創建聚落困難得多。要吸引廠商進駐，除非讓他們看得到希望，好比說一開始就準備好架構、許一個光明的未來242。Collier 提到了幾種方案：

私營部門自主建置聚落

在地銀行協調
不像家大業大的全國性、跨國銀行，在地銀行不行賭博式融資（WTF 第13章 超級貨幣造福了誰），會深入仔細了解各公司的營運狀態，避免放款收不回來231–232。1994年修法前，這種小規模銀行在美國為主流；今日德國仍常見。政策回歸挺社區銀行（地區銀行），可使其擔負起協調在地產業的責任。
巨型企業
假若一家企業把上下游統包了，自給自足，則其本身即為聚落，到處都能落戶232。不過此般企業內部較難協調，對外容易出現獨占。
巨型企業可能像 Amazon HQ2，提出選址要求讓地方政府競爭233。趨之若鶩的市政府積極提出優惠措施，最終增加的價值卻可能與投入的差不多，以致搞到入不敷出（中了贏者詛咒）。企業當然不會再補償什麼，只悶聲發大財，稱這是你情我願的公平交易。

公共部門主導協調促發聚落

雖然自由放任主義厭惡政府介入市場這點子，但像新加坡政府的協調真能促進經濟發展234。饒是如此，把大都會補償式稅收拿來周轉因相關企業出走、業務減少而凋零的地區性中小企業，仍舊不會自發產生聚落234–235。
技術領域、產業或市場的先驅，可制定規則與標準、營造品牌忠誠度、握有占領市場的先機，具先發優勢236。相較於此，率先進駐地方的企業卻因支援不足，必須自力培訓當地人或引入必要的技術工，而處於劣勢235。如此艱困的情況下自然只能使用既有技術。若沒其他企業追隨，甚至可能孤立無援而破產。就算站穩跟腳，後繼企業跟進時挖角自家技術工，也將導致嚴重損失。
政府可盡量降低打頭陣企業的先驅劣勢。有幾個辦法補償先鋒企業，使之安心開展業務：
開發銀行
歐洲投資銀行可把公帑挹注到提高地方勞工生產力的活動，日本與中國也有類似的機構236–237。不過成功的投資有賴於公職人員廉潔、見多識廣，以及類似於賭博般的大膽投入237；就我看來即便透明化能解決品格問題、SOP 可避免錯誤投資的責任，其成效似乎依然不太可靠。
產業園區
政府能規劃工業區為廠商鋪平道路。產業園區官署協調地方城市與附屬機構239；促進投資官署宣傳、招呼國內外相關廠商進駐，預先料想並排除投資設廠可能遇到的麻煩，在整個企業駐點期間提供幫助、溝通協調，嘗試進一步找出商機240；兩官署必須相互合作。
成功的園區勢必帶動周遭經濟成長、地價上揚；整合機構應事前取得周遭土地所有權（或可包括員工住房甚至休閒娛樂？），並小心規劃好法條，如此才能抓住增值、避免 rent-seeking 打劫公帑238–239。待氣候大成，再把這些利益投注在需要之處。
在地大學
大學想自由自在做研究，須有資金支援；當地企業可提供補助。且大學與在地企業相同，有責任回饋社區；研究關聯知識、輔助企業發展技術、增加當地人就業也是種方法。再說新知識來自於舊知相互激盪（The Inevitable 即時利用資訊可促進文明發展之原理）、意外發現原有理論無法解釋的現象，不能只關在自己的象牙塔中。真金不怕火煉，穩健的知識必須通過實際的考驗；產學合作能用來驗證理論，還能讓培養出的人才學有所長，不致懷才不遇240–241。
地方衰敗代表資源被浪費。制定政策時應不計成本縮減地理不平等242。
2021/11/6

第八章 階級分裂：通吃與分崩離析

如價值觀轉移打擊底層更勝頂層所述，高學歷家庭生活相對優渥，嫁娶偏好門當戶對，戮力教育下一代；雖然相較於舊時代貴族，高學歷者體量龐大，財富權勢相對沒那麼集中，但他們正形成新的世家244。龍生龍、鳳生鳳。相對的，許多下層家庭生活困頓，教育只能丟給學校，孩子同樣繼承了父母生活不穩定的性質，墮入惡性循環244, 252。

政府如何照顧脆弱家庭

國家不能取代家庭溫暖（國家介入天然親權），社會因破碎家庭付出的代價較高248。Collier 認為我們應重視家庭支援，例如用優惠稅賦來鼓勵年輕人教養孩子、提供輔導、指導技巧以維持完整家庭248。政府須早期介入，家庭一出問題便想辦法協助他們，而非如今家長式領導常見做法，坐視不管、光提供福利金，病入膏肓才剝奪親權、將孩子從失格的父母身邊帶走245。國家接手照顧是無可奈何時的下策。
遺憾的是自由主義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這問題，將鼓勵父母維持婚姻和宗教綁在一起，說這是社會保守主義245–246，認為婚姻是壓迫女人的手段247。然而我們本來就不是在談宗教教義。就算上帝已死，我們也不該背離對他人的責任247。結婚正是種承諾與契約（參考愛情），答應兩人會好好相處、一同生活。生子亦同，想生就該照顧好。生了不管，以自由為名卻言而無信、不負責，怎樣都說不通。再說拋棄婚姻的實際結果往往是母親得獨立扶養孩子，女方受害更大247，就人道角度來說也不該鼓勵夫妻沒感覺就隨意仳離。
把重點放在給錢、接管，分攤了養育孩子的責任，指不定有人只管生不管養，甚至把生孩子當高報酬率的投資。這種道德風險讓人掉以輕心，結果加重危險281。事實上1999年英國增加福利給有小孩的低收入戶，造成他們大幅增產報國252–253，因此光給錢恐怕是錯置了誘因，不如輔導、提供生活上的幫助。自己的孩子盡可能自己教，而非國家統一介入管理，我想這更符合市場機制。

就前述「權利是為了好好負責任而設」的主張（責任導向與權利導向的社會體制），最好是先了解行為的後果再去做。做愛之前清楚知曉可能的結果，確認有能力且願意承擔再享受。問題是這並非人們行動的方法，再者情緒上來的人不聽這套，非但不了解事態嚴重性，越勸戒還越聽不下去，就算賭氣也要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硬要禁止反而會被說是管太多、侵害人權、限制人身自由。於是導致做了卻無法負責，連累他人，只好由親戚以至國家來善後，後悔莫及也沒用。當前社會，家庭人數變少，家族支援薄弱（一般說來，社會地位很少流動）。因為人們較長壽，祖父母輩可伸出援手253–254。但情況不總是這麼樂觀，尤其許多出問題的夫妻自己本身也出身問題家庭。年輕爸媽面臨沒準備好的壓力，往往還需款孔急，就算自覺有責任扶養，難免易怒、相互怪罪。既然貞節牌坊已褪流行，就只能在狀況變糟時早期治療，輔導他們控制情緒、自律與寬恕，練習育兒的技巧，規劃未來252。
失業對任何家庭都是重大打擊。失業補助持續較久的國家，因失業導致棄養的情況較少253。除了幫助提升生活技巧，政府還能融資給有需要的新生兒父母度過難關。糟糕的是政府常常將補助與鼓勵就業掛勾，降低了年輕父母對政府部門的信任感254。Collier 認為應該隔開支援與監看系統，讓幫助就是純粹的幫助、不包含利益交換，避免社工人員失去信任255。帶有施捨或指責、訓誡意味的援手，採用批判性語氣、以致輕蔑，有意無意讓人羞愧，可能適得其反248, 256。做錯事所受到不可避免的實質傷害本身——例如離婚後必須辛苦的獨立扶養小孩——就足以教訓行為人；當事者已很難過，無需旁人額外的歧視或譴責。因此想幫忙這些人重新站起來，應該針對問題來解決，重建其自給自足的能力與自信。現代社會人口老化嚴重，有許多具備非認知能力的退休人士，只要經過訓練，他們就很有技巧來幫助生活困頓的小夫妻們256。這種服務可提供酬勞，但這些幫助必須建立在尊重受助者的基礎上，因之必須先取得小夫妻的同意。或許可交由民間 NPO 來招募有能力又有閒的退休族群257。
Collier 舉 Pause 計畫為例，解釋生活輔助的好處。研究發現有 49位 Hackney 女性共生了 205個孩子。媽媽生活窘迫，幾乎都酗酒或有毒癮，半數具長期心理問題，半數為兒童之家出身。媽媽沒法養育小孩，家長式領導的政府就強制帶走孩子，丟到兒童之家；這不僅傷害了母親，讓她們每生一個就失去一個，不斷深陷沮喪，也對孩子、甚至是胎兒不利。Pause Hackney 嘗試改變她們的人生，以同理心關懷、輔導，提供實質支援來克服毒癮與酒癮，讓她們不受男性暴力欺負，提升她們的自尊而非拿福利金羞辱她們249。雖然規模很小，這個計畫所幫助的女性生活多大為改善，家暴與懷孕減少，可說是用小錢來避免未來更大的公共開支250。
可是這種計劃需要跨部門統籌才有辦法獲得政府資金。一個英國心理診療團隊在破敗城市，幫助孤絕、壓力大、不敢帶孩子上學的母親。受害的不只孩子，母親本身在校門口，都會受爭奪男人有限資源的其他母親攻擊250。醫療團隊成立專案，讓這些媽媽協力開合作社形式的咖啡店，由患者自願參與。媽媽們心靈因同事間的友誼、相互扶持而獲得慰藉，舊病復發、住院漸漸減少。培養出互惠責任的媽媽們把同事的事當自己的，看重所屬的咖啡店。後來咖啡店甚至損益兩平。然而當團隊繼續申請預算，NHS 認為開咖啡館和本行差太遠。一些媽媽雖因穩定工作而不再領取福利金，但那歸社會安全部門管理；而社會安全部門不認為該把錢從核心業務挪到 NHS 都打算停掉的事情上。沒部門認為這樣的案子該是自己給錢，專案只好被迫停掉251–252。

對小夫妻的生活支援需要政府投注大量人力，不過當前政府社會福利部門已非常臃腫，再這樣擴編下去，或許會變成一隻肥貓。然後又會有人跳出來主張，最好的方法不是亡羊補牢，而是防患未然，從制度面上就杜絕貧富懸殊、預防破碎家庭產生。既然我們總是要追求經濟富足、平等的，何不早點做？Collier 認為今日許多社會亂象，問題出在自由主義只講權利，太過忽略責任（架構信仰系統的策略），破壞了傳統家庭價值觀。確實，要求自由、權利前，應先理解前因後果與應負的責任；然則我則認為經濟更關鍵，既然可以人人有飯吃，則要人懂得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雖然 Collier 提出母親男女關係不穩定的孩子，9歲時端粒縮短4成、形同折壽，即便家庭收入多1倍也只增加端粒長度 5%246；但我想需要更廣泛的研究，才能說生計比道德責任重要。假若一般人都豐衣足食，潛力得以發揮而不受家境拖累，貧富差距小而不用苦惱於比較（The Inner Level 第二章　貧富差距、他人評價的焦慮與精神疾病）；那麼就算講求人人自由平等，也不至於動盪不安。無條件基本收入就包含類似的意涵。「生活好」本身即可避免許多難題發生。食不餬口、沒錢看病，小問題都會發酵成激烈爭執。所以在我看來，我們該改變制度。復興道德責任固然重要，卻不該只談道德。可惜本書大部分篇幅都放在重建道德上，幾乎沒討論如何靠制度消弭經濟不平等。

學校如何支援弱勢族群

幼兒、小學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社會化、習得與同儕互動的方法，而非塞進一大堆知識258。幼兒托育對所有孩子與家庭都很有幫助：小孩可在合適的環境中社會化，父母能把時間用在對社會更有生產力的工作上，是以政府應提供免費的幼兒園257。
許多國家採用公辦民營、政府補貼的方式設置幼兒園，這得避免不同園所學到的有所差別，以及政府常常要求幼兒園幫助政策施行的問題，例如英國穩健起步計畫著重於叫母親上班258。Collier 親身試過，認為法國可算公辦免費幼兒園的模範。

家庭教育的差異在就學後會被放大。Silicon Valley 菁英認為網路能促進機會平等，但最近研究指出，高學歷家庭小孩用網路學習知識，低學歷家庭孩子則拿來消遣娛樂258。若是各階層下一代所上的學校也優勝劣敗，上下階層漸行漸遠，這種差異會一直延續到長大出社會。
很遺憾當前越發嚴密的招生學區制度，正阻礙階級融合259。上層階級住在富裕地區，小孩上的是貴族學校；下層階級的生活環境通常較差。兩者從就學期間就遇不到一塊兒，也沒有相互溝通交流、深入理解對方處境與想法的機會；住居區隔可能加劇社會分裂（What Money Can't Buy 商業化視角深入每個角落），令貧富懸殊惡化。現實中窮小孩要翻身，學校品質、家庭教育不如和有錢人交好，即所謂人脈存摺、裙帶關係。
一個解決之道是對於小學以上的學校教育，開設不限學區、僅以教學目標來區別的公立學校259。例如有的培育演員，有的訓練運動健將，還有的標榜讓孩子遵守紀律等。不過要打破既有生態不容易，既得利益者、教育界菁英不愛好顛覆性做法259。

要改善學校教學，可嘗試幾種辦法： 十歲前孩子最重要的差異來自閱讀263，高低學歷家庭孩子的識字量有極大差別（菁英階級較具觀念、有資源培育下一代）。想造出孩子喜歡加入的環境，可借鑑 Grimm & Co。這家公司採用充滿神秘感、吸引孩子的裝潢與設計，把閱讀環境設計得如同祕境，讓孩子身歷其境，有故事、要解謎，很受孩子歡迎264–265。
有時孩子聽不進父母的話。就所擁有良師益友的數量，上下層家庭出身的孩子也有極大的差異。上層家庭認識更多人脈廣的人，左鄰右舍可能就是引領孩子的人生導師、大學教授。下層家庭在「有人脈寬廣的人相助」這點上，勝過上層的或許只有「認識大門守衛」266。應讓孩子不分貴賤，在孩提時代都有專家指導323，不過我想這可不簡單，還有該不該付錢的問題。

大學不必然優於技職教育

Collier 認為學校只是個讓人準備好踏入社會的場所，缺乏非認知技能訓練267。學校成績優異，不代表出社會一帆風順。世界前十大學幾乎由美國英國包辦267–268，但能就讀這些大學者幾希？對普通青年來說，德國的高品質技職教育訓練更有用處。
大學自己閉門造車來搞職業訓練，往往成效不彰270–271。最好是產學合作，讓企業掌握自己要用的人才，並且對所選的人負責。勞工自身同樣必須為自己的選擇與企業投注的成本負責。德國企業與學院合作，學生一般會進企業實習三年，熟練技能、精益求精，並深入思考與工作相關的事情。老師傅提供現場工作經驗，學生畢業後直接進入企業工作269。在現場環境實習，年輕人必須學到應有的工作態度（非認知技能），體認自己的頭路靠的是客戶滿意度，能自我介紹、敬重工作、好奇求知、擅長變通、有創意、有同理心、自制、不懈、合作等。相同的，講道德的企業對員工負有責任，也必須花費時間與金錢培訓員工，重視、維護他們，認真把實習生當成未來共事的一分子270。
瑞士的技職教育課程長達三四年，企業密切參與、負擔一半成本。技職教育廣受歡迎，有六成青年選讀；部分原因是求學期間就能開始賺錢，以及企業訓練是公認的頂尖職業康莊大道275。
比起德國、瑞士模式，英美（與臺灣）的校外實習往往流於形式，學一些皮毛、不堪大任，完全不具立即戰力270。有的老闆根本把實習生當作用完就丟的廉價勞工、每年來一批的免費正職員工。實習的成效不彰。

在這個學歷當道的年代，許多英美企業都把大學畢業、甚至碩博士學位視為入行門檻，甚至只是個基本的篩選器（A Little History of Economics 33 知己知彼——資訊經濟學），臺灣亦如此。問題在不是每個工作都需要那麼高的學歷，學校學到的東西和工作要用的也不一定契合，常常淪為純粹應付考試271。大部分人幾年間用不到一次，苦讀十幾年最後學到的全還給老師，這就造成了無謂的浪費。尤其許多歐美學生嚮往光鮮亮麗的職業，通常還是獨尊認知技能的領域，例如電視劇中風靡的法醫273–274；進了學院才發現當初招生時的保證都是騙人的，真實不虛的只有高昂學貸。其實這些大學生需要的只是個踏實的跳板，方便未來展開沒那麼誘人的職業生涯；不是夢幻職業的學位271–272。
除了父母的叮嚀、流行文化影響，許多年輕人挑選決定攻讀法醫學之類科系，還因為這樣能贏得同儕注目與欽羨273。不過這種職業高下排列並非必然，同儕的尊敬說到頭還是電視電影等流行文化推波助瀾，像德國就不吃這套274。德國只有真心想踏入研究生涯的才去上大學。可惜英美學生就算想脫離這學位地獄，有時在大學沒畢業找不到好工作的社會壓力下，實屬身不由己。

就業保障確保勞工安心工作

更令人嗟嘆的是，許多雇主連正職員工都不當自己人了，何況實習生。低人力成本企業盡可能 McDonaldization，把工作內容轉成簡略單調、容易取代的裝配線形式，視職員為可替換的零件272（A Little History of Economics 06 看不見的手——亞當斯密與《國富論》、WTF 第9章 火熱的性子遇上冰冷的法令）。拆解工作成不大需要訓練的內容，妨礙工會活動以致不准設立工會，需求減少馬上裁員。員工只是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工具人，不好用就扔的消耗品。近年來越演越烈，甚至有專門的人力派遣公司（Misbehaving 14. 何種價格才算合理？）。既然平常就對下屬無情無義，當自動化的時代到臨、機器可以取代人力時280（Life 3.0、The Great Divide 就業經），怎能期待東家珍惜老伙計？可嘆有些領域這種做法（短期內）更賺錢，排擠了願意花錢培訓員工的高人力成本企業272。

一般勞工有著長期性的負擔，必須預支未來的薪水，例如生養小孩、買房以及之後的房貸等276, 277。這些有益於社會（試想假如大家都不生孩子，或者買不起房、繳不出房貸、為明天的晚飯所苦而暴動的狀況……），而失業不利經濟，因此企業應該想辦法維持員工的職位。即令在淡季時，亦可讓員工轉換部門暫時做些別的事情，多少賺一點。
想解決低人力成本企業劣幣驅逐良幣的問題，可立法規定最低工資、強制撥款職訓、工會組織權272。資遣員工不易，企業就會訓練他們做更複雜的事務；提高職員的技巧，也提升了他們的工資273。由於企業擔心投注資金為員工職訓，工人學成後可能跳槽；要解決企業投資問題，也可考慮政府開稅來支付職業訓練277，或者上述德國產學合作方式。
雖然企業不該輕易資遣員工，然而當局勢惡劣，也不可能放手企業破產278。Jean Tirole, Olivier Blanchard 2003年建議開徵裁員稅，包括依裁員率調整公司失業保險費率，以反應國家福利支出、職工再訓練的開銷，並使企業有動力讓工人身懷更多有用的技能278, 279。丹麥與瑞典發展出彈性安全可因應失業劇變278。Luigi Zingales, Raghuram Rajan 提議所有勞工都有個終身額度，可依需求獲得再訓練的經費279。

有些人主張勞工自己應培養第二專長，過過斜槓人生。但我想預先準備第二專業，在沒遇上晴天霹靂前，不會知道有沒有用。舉例來說，現在用心準備的第二專長、第三專長，可能10年後就落伍了。等真正搞到要流落街頭時，那些後手全都派不上用場。就算政府職業培訓，也得注意勞動市場是否有此需求，否則訓練完一樣找不到工作279、或只有低薪爛工作283。
何況現在許多工作日新月異，要求技能精進不懈，隨時都要培訓、終身學習、活到老學到老；還要分出時間養個第二專長也不太實際。因此這種再培訓或許有需要時再做，最好是政府輔助職訓、轉職較有效率（參見 The Great Divide 就業經）。許多國家的失業保險目的類似，只不過政府沒幫忙找工作，而是期待失業者在這段時間內另尋出路，或自我培訓、走出第二人生。

確保勞工安心退休

確定給付制退休金計畫其實貴得嚇人281，基本上是把風險轉移到全社會，而且當危機爆發時往往是人們最脆弱的時候（例如股市大幅縮水）282；許多退休基金已改成確定提撥制退休金計畫（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 第十三章 21世紀的社會國家）。然而每支基金營運狀況相異，投資選擇不同、贖回退休金的時間有差（股票期貨市值不一樣），皆可能造成相同提撥金卻領到不同的錢。依據實行辦法，雇主無須因此負責282，勞工只能自行承擔後果。
更悲慘的是職業生涯在爛公司間轉來轉去的人，例如老闆違法沒提撥退休金、或 Uber 司機之類所謂自僱人士（WTF 第3章 思考下一代網路商業模式）。這些勞工連退休金請求權都沒有，連退休都不敢282。

人人有心靈歸屬

和諧的社交是身心健康的重要條件。一半德國人至少參加一個俱樂部，是南歐人的3倍，而美國人脈網似已式微283。

如何抑制房價

1950年英國半數房屋屬於出租形式，自有住宅形式僅 30%284。由於社會民主主義政體，1980年私人租賃部門急劇萎縮至 10%。加上 1980年代初政策進一步轉變、讓社會住宅居民打折買下所住房屋，自有住宅率（與臺灣的「住宅自有率」定義大概不同）提升到 70% 的高點。自己的房子能增加歸屬感，讓人感覺與社會休戚與共，更願意為住家為社會付出。
英國平穩房價、使中等收入家庭買得起房的方法包括285： 讓社會住宅居民打折購買所居房屋，可補強這些政策。我好奇怎麼沒房地產稅，這應該也是可行政策之一。

1980年代末政策轉彎，翻轉了自有住宅趨勢285–286。政府希望以民間建設公司代替政府蓋屋計畫（未果，部分原因為民間取得建設許可土地的難度高過地方政府。），放寬遷徙管制，1988年住房法鼓勵買房來租。最後取消房貸融資管制，銀行業務員（理專）為了獎金盡力放款，房價暴漲。而新的中低收入家庭再也遇不上資產轉移計劃。自有住宅率跌到 60% 並持續下降中，買房當投資的有能力借到更多錢，喊價比拿來當自住宅的高，年輕家庭很難買得起房子。而這些投資客買到房子又能租出去，收取比向銀行借的房貸利息更高的租金，於是錢滾錢，越賺越多。
問題總要解決。左派想回到 1940年代的租屋控制，但這會把人們和房子綁在一起，減少工作流動。右派打算增加首購族融資率，不過這將提振需求，反而推高房價287。
其實我們只要改進前述政策即可287。

上述政策皆需循序漸進，避免傷筋動骨。但是直接令買來租的房客有權打折買到自住房子，倒是可以一次大舉恢復自有住宅率。這些房東坐擁巨量不應得的資本升值，這種住者有其屋政策符合富人的開明利己288，可避免群眾激憤難平、大地主自取滅亡。為免地主為房貸苦惱，貸款可和折扣房價綁在一起。

這一小節字字珠璣，我沒能精簡多少。
看到文章所提的一些現象，讓我感覺當前社會存在巨大的制度缺漏，想要矯正卻又窒礙難行。想想，就舉書中所提的居者有其屋政策288，形同讓大地主財富直接打折，在臺灣可能做到嗎？縱使我個人拍手叫好，許多人恐怕只會認為是共產黨鬥地主。一走漏風聲，更會令地主脫產，把錢挹注到股市期貨、貴金屬等處，不利市場正常運作。
然而當前制度下，頂端有錢人隨便丟出對其九牛一毛、不值一提的小荷包，就能享受好幾個路邊街友以至普通人的優渥生活。某方面說來，我們中低階層之所以還能過得下去，原因之一是有錢人沒把錢拿出來砸、破壞生活必需品的市場，造成物價飆漲、通貨膨脹（時事#1 臺股遲遲不跌的原因）。如之前所述，太有錢就是種不公正。許多都是因為體制有缺陷，富人有意無意鑽漏洞、利用了這些缺陷成就自己。實在令人心有不甘。我想假如我生活在 Belle Époque（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 第七章 不平等與集中度：初步關聯），大概也會有相同的悲嘆。唉，說來說去只因我沒搭上車、未能一起吃香喝辣吧。固然該為生民立命，但這嫉妒心態實在應改改。總之我們該尋求一個對眾生一視同仁、打破馬太效應的體制（Sapiens 好社會體制的綱領、Why Nations Fail 君主專制如何和平轉移成民主法治）。

管制金融、法律等領域某些對社會無益之作為

科學界、科技領域的創新者，其貢獻有助社會288，也許還有理由挺起胸膛說自己值得領高薪；雖然相較之下基礎科學領域因為無法實現獲利，常常只能當窮科學家，這也表現出科技領域攫取高薪其實沒那麼理直氣壯。
不過相較之下，金融業的所謂創新，例如資金槓桿、衍生性金融商品、Double Irish arrangement、高頻交易，那就真的只是拿大眾資金圖利少數人、擴大貧富不均的零和賽局289–290。例如退休基金往往請不起頂尖經理人，結果大眾的退休金漸漸縮水，落入手段高超的 The Wolf of Wall Street 手中290。對此我們該像對大都會一般，也仔細設計對金融業者的稅負，重新分配經濟租292–293。我想還可加強金融監管以杜絕投機鑽漏洞（The Great Divide）。
由於金融界獲利豐厚，許多人競相擠入，造成最聰明的人被綁在對社會實質無助益的事務290。相同浪費也發生在法律界：優秀法界人士本應幫助完善體制，或最起碼維護公平正義。然而因為高報酬，許多最聰明的律師反而想盡辦法鑽漏洞，不擇手段打贏官司、藉機圖利、危害社會291。像專利流氓291，或收入來自壟斷住屋交易的 70% 英國律師292，很難說對社會有何助益。現在許多律師喜歡打冗長官司，收取高昂律師費，拖越久賺越多。我們可改變誘因，對訴訟費過高、拖時間的訴訟課稅293。還能尋求金流透明化，令大眾清楚這些大律師是怎麼賺錢的、對社會有何影響，以社會壓力令之收斂294。

遏制紅海競爭

競爭越激烈，那些握有門道、資源的人越容易爬到上位。像是門當戶對294（一般說來，社會地位很少流動）、虎媽式的教育295（菁英階級較具觀念、有資源培育下一代）、擔心脫隊為求表現而犧牲休閒時間加班的窮忙族295–296，其實都阻礙階層融合，招致社會分裂。低社會階層青年從學校學習階段就輸給上層家庭，為了成為人上人，卻不得不吃得苦中苦。即使如此，在這靠爸時代，依舊無法破除階級隔閡。工作不符合自己的興趣，更難以從中獲得成就感、自我實現、榮譽與滿足296–297。我們生來做人不光只為了沒日沒夜加班、掙這一口飯。若窮到只剩下工作，何苦活著。
對此可限制工時、增加假期、落實福利。每周四天工作制的生產力反而比工作5天高。
2021/11/15

第九章 全球分裂：贏家，還有落後國家

全球化雖增進物品製造效率，但對一般人來說，因其導致本地勞工的工作被外國搶走，名聲已經臭了300。Collier 提議藉由國內補償機制來彌補全球化對勞工造成的衝擊301。

如何解決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貧富差距

就我個人看來，經濟全球化拉大貧富差距，是稅制、經濟法規不完善，缺乏透明化等體制弊病，問題並非出在全球化本身（Prius or Pickup? 後記、The Great Divide 低成長和不公平是政治抉擇、The Price of Inequality 全球化貿易之問題）。全球化的精髓是地球村。應對全球化衝擊的方法，應該先當作在同一村、國內有另外一個廠商用更高效率搶走某企業的工作，政府可用什麼方法避免失業。先完善都市經濟繁榮該如何回饋給鄉下的制度（第七章 地理分裂：勃興的大都會，破產的地方城市），而後再參照這個制度，讓跨國企業回饋地方。除非涉及需要把勞工遷徙至無司法管轄權之處，或必須管制外國企業的問題等，否則都不該考慮特殊待遇。自己若被其他國內公司搶走工作，還是會被裁員不是嗎？只不過今天搶工作的是沒聽過、看不到、政府無管轄權的外國公司罷了。就此問題，我想政府應該先做的是再培訓、輔導就業至更高薪的工作才是。畢竟會轉移到國外的往往是低端產業，而因全球化使產業蓬勃發展的則大多是人力便宜的窮國。可惜工作被剝奪的勞工或許會覺得，我有權利過相同生活，不把外國公司的地位看得跟國內公司相同，也不願辛苦改變。

全球化的確有些明顯的問題。產業轉移到本國的國家可受惠於聚集經濟。可是像非洲一些國家政府中央集權、管制力不足（Why Nations Fail 廣納型政治制度），造成開採自然資源的經濟租落到了權貴的手上。兵禍頻仍，一般民眾生活反而變糟302。我想這或許能由國際公約規範公司與國家都得透明化金流、顯露出實際受益人的方式抑制。想獲得好處或出問題為自清，就該提高透明度以避免質疑。例如要當政府官員、政治人物便得遵守信息自由法，誠實的財產申報、金流透明化（Why Nations Fail 第11章 良性循環），再沒收不明來源財產。資訊充足才能知道政治人物變了什麼把戲，好比說立法者利用自己熟悉消息的優勢圖利自己人或少數他人。
由於各國稅賦制度不同，跨國公司可藉由 tax haven 來逃稅303–304（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 第十章 資本所有權的不平等）。我有些懷疑這筆帳是否該算在全球化上，畢竟就算沒全球化，有能力的公司依然會這麼搞不是？我想這可藉由各國有權對國內經濟活動課稅來抗衡（The Price of Inequality 第十章　我們這代的責任）。例如星巴克荷屬安地列斯的子公司販賣「星巴克」名稱使用權給英國子公司303，那麼英國有權對英國子公司在英國賣出的咖啡課稅。當前各國政府似乎準備以全球最低企業稅率 GMCTR 來解決這問題。我則認為先金融透明化比較重要（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 天方夜譚式的資本主義）。

大企業其實喜歡移民，這增加了他們可利用的人力資源305。不過對一般勞工來說，被能力更強、願拿更低薪水的移民搶走工作，可能就是場災難了306。除了移民本身獲得好處外（否則他們就不會選擇換個國家了），沒機制保證移出國、移入國受益305。一般國家應對方法或許是保障本國勞工，只引入本國缺工的職業，畢竟這些工作可能連本國人都不願做。
另一個問題是，移民削弱高收入者對同胞的互惠責任感。越有錢的人越不支持再分配政策，這點很符合人性308。但移民比例高的國家，願意繳重分配稅的富人比例越少309。依此理，願意做慈善的人也更少。這或許得靠制度來解決：不論想法如何，該負的責任就不該少。
2021/11/16

四 恢復能包容的政治

第十章 打破極端

1945至1970年由 Communitarianism 型的社會民主主義制度引導政策，當時資本主義運作良好314。然而自從政權落入 Rawls 派與功利派之手，漸漸不得人心（第一章 新的焦慮）。資本主義是至今證實唯一可繁榮經濟的制度314。對其缺陷更該做的是亡羊補牢、完善制度，而非採行權威不容質疑、教條式的意識形態（Sapiens 將探索的邊界從權威擴張到物理限制）。
政黨不重返實用主義的原因，或許得歸咎選民懶得實事求是、追求現象背後的真實314–315。可嘆這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人性（Not Born Yesterday 第四章 我們如何決定該相信什麼？——查證訊息可信度的過濾器），一般人沒誘因增廣見識、追根究柢315。說明白點，人們根本不是靠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來認知世界，而是看信任度（Political Animals 證據、真相不重要，信任才是我們支持的基礎）。而社會分裂嚴重或許也與生活圈分隔、政黨價值觀改變有關（Prius or Pickup? 居住地、職業與學歷、信仰體現出的政治極化、Prius or Pickup? 5 響尾蛇與老鷹）。
罔顧真相的意識形態填補了社會民主制度的真空，政黨核心理念偏移。又有具備領袖魅力的政客出來煽動群眾，口吐偏激且過度簡化、讓群眾高潮激憤的言詞315, 318（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第16堂課 正義：我們的正義感可能已經過時）。然而美國投票制度不利第三黨發展316（Prius or Pickup? 穩定派白人仇視少數族裔，將之推向敵對方），因此中間派除了兩端皆偏頗、令人無感的選項外，竟束手無策。中間選民找不到支點，容易政治冷感或趨近民粹主義317。政黨朝兩極端歸隊，吸引了意識形態信徒與政治狂熱者316。過去政黨領導人由黨內最有經驗者拔擢，但近來許多國家的主要政黨打著「提升民主」之名，改由黨員選舉黨魁；偏激的民眾選出偏激的政客，進一步加劇政黨傾圮316, 319–320。主張越激烈、語不驚人死不休、越幫親不幫理（號稱團結）的越容易上位，導致各政黨間越發敵視、意見仳離，搞到遇上對方如同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形成惡性循環。
民主體制很脆弱，需倚賴足量高政治素養的公民，影響力大到讓政治人物下決心行動，如此方能維繫316, 322（On Tyranny）。Collier 建議規定黨魁僅由民選民意代表擔任320–321，這些民代由全民選出，較能象徵中道；且身為圈內人，不易被這行的伎倆欺騙。惟許多中間派缺席或失去理性下，饒是民代不見得都全力爭取所有選民支持320–321。這些號稱為民喉舌者，現在常把重點放在攫取偏激選民的票317（Prius or Pickup? 穩定派白人仇視少數族裔，將之推向敵對方）。結果民代之所以當選，可能是討好了黨內極端分子，說不上有什麼民主正當性可代表多數人意志321。
政黨更以增進包容為由，降低最低投票年齡與政黨資格。可是年輕人滿腔熱血，易受意識形態操弄317（Wij zijn ons brein 第5章 大腦與青春期、愛情和性）。話說臺灣也以年齡歧視、世代正義為名，要把投票最低年齡降到 18歲。這些因素造成群眾容易選出具領袖魅力321，或高知名度（民主 2004年中華民國立法委員選舉）、能言善辯話術精湛，但不見得適任的候選人（受歡迎與做得好是兩回事）。

民主仰賴參與討論且願意改變自己的立場

現行民主本來就是這麼個坑坑窪窪的制度，尚有極多缺陷（民主民主投票制度的未盡之處、Political Animals 民主如何不可靠）。我不認為要求人們遵循道德倫理就能解決這些弊病。民主不只是選賢與能，選舉不該是須操作戰略的「戰爭」、「會選舉」者當選。若我們期待選出一個英雄偉人、真知灼見者，就能舒舒服服躺著任他領導我們好幾年，討論的焦點就會集中在人選上，懶得用心討論選舉政見，反而去鼓譟一些醜聞弊案、十月驚奇。人家爆料我就津津有味，想要血流成河，不真正在乎未來如何。不認真獨立思考，當然只能人家說什麼我們就信什麼。也才會淪落到需要檢討候選人學歷誠信度如何、掃街拜票維安規模是否過大、是否所有候選人拜票時都有相同維安警戒。
比起行使投票權，更重要的是主動積極參與討論且願意改變自己立場。關鍵不在選誰出來、選上後辛苦的監督其行為，民主有賴民眾（所有受影響者）參與公共政策討論的政治生態環境，理性思辨、獨立思考並懂得改過向善（重點在完善己身思想言行而非拿這標準要求別人）。共同參與能發揮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完善決策的效果（Noise: A Flaw in Human Judgment 決策保健策略——揀選廣納善言且不斷改進的決策者）。此外主動參與討論還有個好處，能避免被帶風向；防止大家以為那些出來講話的就是多數人的意見（多數無知），導致少數中堅分子偏頗的意見卻被以為是多數人的想法（沉默螺旋）。無論再怎麼相信政治人物、意見領袖，仍舊該自己收集全面性的資訊（You're About to Make a Terrible Mistake 限制使用簡報；考慮以書面備忘錄取代簡報投影片。）並獨立思考，絕不可被他人牽著鼻子走（Political Animals 證據、真相不重要，信任才是我們支持的基礎）。我們必須知道人無完人、人皆有可能犯錯，所以不該預設立場，包括過度強烈的擁戴某人、某政黨。假如政黨、領袖、意識形態有錯，我們甚至必須捨棄既有成見，站在自己原先反對的一邊，而非死忠擁護。這違逆我們從眾、屈從權威、信任自己人的本性（Political Animals 證據、真相不重要，信任才是我們支持的基礎、Why We Act 第5章：社群內的從眾力量——融入群體要比異於旁人舒服多了、Why We Act 權威指示令人難以違逆），極難實踐；要拉下臉皮承認自己錯也非常困難（You're About to Make a Terrible Mistake 找方法培養謙遜（例如，「反投資組合」）。），但如此才能成就民主與眾人長久的幸福。不懂趨近現實與真相、改正自己錯誤的思想，那就只剩處心積慮說服對方的口角，遠非民主。人性不可信（You're About to Make a Terrible Mistake 11.我們能克服自己的偏誤嗎？），自然包括最好的朋友、最尊敬的政治人物也不可信任。理想情況下，出台的政策都是所有利害關係人研議後的共識（You're About to Make a Terrible Mistake 以公正程序進行對話）；無論誰上位，都該能做出當前最理想的決策，因此誰當選不是問題（民主理想的政治體制不該依賴領袖個人性質，而是無論誰當家做主都可做出同樣理想的決策）。不該依人判斷主張對錯（意見領袖支持的就是對，反對黨派講的都是錯。）（Political Animals 證據、真相不重要，信任才是我們支持的基礎），個別政策優劣才是我們該在乎的。
聽說德國實行防衛性民主，要求領導組閣者建立聯合政府時，必須與各成員協商，就所有政策與補償措施達成共識。因此聯合組閣過程得尊重包容與妥協，不能忽視任一黨的意見。這方法似乎比臺灣現行的好一點；令政治人物將其他政黨視為競爭隊友而非敵人，較有大局觀，成全國家而非自己人。Collier 提到基於比例代表制的投票制度321–322，應也有類似的意圖。問題是當對立嚴重，沒人願意自己退一步海闊天空，則此法將形同讓政府空轉、政策幾乎生不出來。政黨比例代表制甚至可能是派系分贓、族群分裂的後果。

回顧與解決方案小結

當前不少歐美國家受包藏仇恨的極端主義侵蝕，我仍覺得與一般民眾生活變苦的經濟因素有關（The Great Divide 頂層一％的問題）。日子過不好，自然人心思變、欲求更公正的政治。但如前述（政府如何照顧脆弱家庭），Collier 最在乎、認為現行資本主義必須先解決的弊害，似乎是大都市的聚集經濟效應致使地方城市破敗，以及高學歷者收入遠超中低層階級。
雖然我想文明進步的重點在知識交融（The Inevitable 即時利用資訊可促進文明發展之原理）；可 Collier 主張都會之所以能蓬勃發展，大部分源於聚集經濟帶來的經濟租。公正的稅制應向這些大都市課稅。地方政府收到稅款後，用於協調新興產業到當地落戶，讓本地也發展起來323（第七章 地理分裂：勃興的大都會，破產的地方城市）。
不過和地主拿大頭的數位革命前不同，現在大城市半數經濟租落入高所得技術工口袋（向聚集經濟課稅是為正義）；想從他們手中取回習以為常、卻不應得的錢，會受到極大阻力。惟有些高所得者猶如吸血鬼，所作所為遠非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根本不是造福人群、使社會進步，反倒掠奪他人財富資源、令許多人痛苦（管制金融、法律等領域某些對社會無益之作為）。低技能、低學歷者，往往從襁褓之年、以至受孕懷胎便落後高技能高學歷者。Collier 認為政府須幫助弱勢家庭站起來、營造孩子也能安心成長的環境，而非等他們難以為繼時才出手接管、破壞家庭323–324（政府如何照顧脆弱家庭、第五章 講倫理的家庭）。
光是一國之內欣欣向榮還不夠，有能力的窮國人民總會想辦法用腳投票，擠到安定有序的富國來；移民出逃讓窮國更無力翻身，並搶了富國被取代者、兢兢業業乖乖繳稅民眾應得的資源324–325（第九章 全球分裂：贏家，還有落後國家）。先進國家可鼓勵企業到窮國設廠，幫助他們成就聚集經濟、一同繁榮起來。Collier 倒沒提到產業外移違反國際大勢、損害富國，富國民眾與政治人物不會支持的問題。

道德責任該回歸市場機制，讓人們認識到行為的後果、懂得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不該由國家一肩扛起，卻造成人民、企業責任感降低的道德風險326。
國際組織因傲慢的家長式領導主義，包山包海什麼都管而臃腫不堪、窒礙難行（對於這個因果我有些懷疑）；也該重新建立互惠責任327（第六章 講道德的世界）。

當前世界，主要政治事務有賴於國家，而非地方政府或國際組織330。有效率的政治仰賴於綿密的互惠責任網，還有萬眾一心、團結一致，民眾擁有對國家的強烈歸屬感，願意貢獻時間精力於公共事務，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終於眾志成城、人定勝天328, 331（Homo Deus 第3章 人類的獨特之處）。
但是當前許多國家中，主要政黨路線偏移，人民不再那麼信任政治領袖，資訊源反而是網路，不再接觸其他觀點、理念與價值觀，認同網路社群而非身邊朝夕相見的人329（土地歸屬感是建構具共有認同之國家的最佳解方）。偏頗言論在一言堂迴聲室中激盪發酵，使意見相左的人們彼此仇視。新時代的意見領袖，最耀眼的要屬成為迴聲室話題焦點的明星、網路紅人；這些人本該談談能讓大家包容和諧的敘事，停止造成社會分裂的意識形態330。
當前社會面對許多問題334。左派的道德過於壓霸333；強調我是正義，你就該聽我的。右派則將個人與政黨置於國家、地球與人道之上。Collier 呼籲大家回歸開明利己、講道德與責任、相互妥協尋求共識的 Communitarianism。這種道德實用主義將根基建立於共有認同的互惠責任332。其內涵之家庭與社會內部責任，觸犯了左派（Rawls 派與功利主義）的準則。右派則會因其主張再分配，近似共產主義而背脊發涼。然而兩者實質相異：共產主義允諾無產階級公然掠奪資產階級的財富，基於仇恨332；並且認為無論多努力，都只能收受相同回報。此道德實用主義則是以理性互惠來實踐資本主義333。
2021/11/21

小感

本書許多見解和我相左，加上一些修辭用語不很明快易解，讀起來頗為辛苦。Collier 想為出問題的資本主義找到出路，稱關鍵在道德淪喪，現代人講究權利卻不那麼看重倫理責任。可我總覺得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在我看來，改進經濟結構與制度，例如增加透明度，影響更深遠。
2021/11/21